黄河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巨灵咆哮劈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正是滔滔奔涌的黄河水，以她那劈山斩石、百折不回、一往无前的雄伟气势和接纳百川、汇聚千流的博大胸襟，熏陶、濡染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铸就了他们百折不挠、自强不息、兼容并蓄、厚德载物的性格。基于这种精神和性格，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出底蕴深厚、昌盛发达的中华文明，为人类的文明和社会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黄河是中华文化的摇篮。此说固然不错，但中华文化的策源地又决不于黄河流域。云南元谋、陕西蓝田、北京周口店等猿人化石的发现，表明中华民族的祖先早在一百多万年至几十万年前，就已在栖息包括黄河、长江、海河等大江大河流域的广大区域。考古表明，长江、淮河、海河乃至辽河流域以及西南江河的侧畔，都有长达数千年的文明史，这些江河流域同样是中华文化的衍生之地。可以说，中华文化拥有一个较其它古老文化更为辽阔的发展基地。这个区域不但领土广大，而且地形、地貌繁复，气候丰富多样，多条大江大河纵横。中华文化绵延不辍，没有出现埃及、巴比伦等古文化那样的中绝现象，与这种广大而丰富的地理形势密切相关。自殷商代起，中国正式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商人最早居住在山东半岛，大约在公元前十四世纪，长期流动不定的商人在商的第十代君主盘庚的率领下，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徙居住在黄河中游，并以洹河侧畔的殷地（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为都。周人崛起于陕甘高原，后又在泾渭平原得到发展，进而向东挺进，克殷并经营洛邑，成为统治中原的王族。自春秋至战国，大体形成了三晋、齐、燕、秦、楚、越六大文化区，分别位于黄河、长江、淮河、海河等流域。秦汉以后，上述文化融合为汉文化，先民们继续在大江大河流域开疆拓土，实行民族交汇，形成地广民众的大帝国，又经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发展，终于奠定了今日中国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广大领地。

　　长江流域早在200~170万年前就有巫山猿人和元谋猿人在长江的干支流两岸生活。之后还有郧县猿人、郧西猿人、和县猿人、巢县猿人和长阳人、桐梓人、丽江人、西畴人、资阳人在长江流域繁衍生息。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长江上游的大溪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遗存的发现，反映了新时器时代（距今7000~5000千年左右）长江文化的发达。春秋战国时期，长江流域最大的诸侯国楚国雄霸一方，而独树一帜的楚国文化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则是楚文化孕育出的皎皎者。除了长江中游的楚文化外，分处于长江上游、下游的巴蜀文化、吴越文化也各具特色。由于长江流域土壤粘结，难以用木石—铜石农具耕作，故讫至秦汉，长江流域基本停留在火耕水耨的阶段。自汉武帝经营南方以后，尤其是东晋南渡，随着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普及，加之中原先进生产力的输入，使长江流域丰富的水、热资源优势得以充分开发出来，便迅速演进为农业发达的经济区。隋唐以后，长江中下游成为长安、洛阳、开封、北京等京师漕米、布帛的主要供应地。“湖广熟，天下足”，“东南财赋”与“西北甲兵”黄同构成元明清各朝赖以生存的两大支柱。

　　考古表明，早在距今四五十万年前就有沂源人在淮河两岸繁衍生息。当人类进入大汶口和龙山文化阶段时，淮河流域的人类活动更是到处可见。相传伏羲氏和女娲的氏族部落就活动在淮河上游的颖河岸边——现今河南的淮阳一带。夏禹“导淮自桐柏”，娶淮河之滨涂山氏为妻，结婚没几天便离家踏上治水的征程，“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获得了治水斗争的伟大胜利。尔后禹又“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于万国”，为我国第一个奴隶国家——夏王朝的诞生打下了雄厚的基础。夏王朝建立后，主要在颖河上游一带建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淮河流域的文化更加繁荣昌盛，许多文化巨匠都诞生于淮河流域。如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生于古淮河最大的支流泗水岸边的陬邑（今山东曲阜）；儒家的另一位巨子孟子也诞生于古泗水河畔的邹（今山东省邹县）。我国道家的发祥地也在淮河支流的涡河沿岸。如道家的鼻祖老子，出身于春秋时宋国（后属楚）的苦县厉乡（今河南省鹿邑县）；道家的另一位创始人庄子出身于战国蒙（今安徽蒙城县）。孔孟创立的儒家和老庄创立的道家学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二大支柱，对后世影响极大。此外，春秋时期，淮河流域颖水岸边的颖上（今安徽省颖上县）还诞生了一位杰出的政治思想家管子，其政治思想对治理国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海河流域同样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河北省阳原小长梁文化遗址的发现，表明在一百七八十万年前海河流域就有古人类的活动。著名的“北京人”更是于距今六七十万年前生活在海河重要支流永定河两岸。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位于永定河支流桑干河畔的的古涿鹿（今河北涿鹿、怀来一带）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华夏文明的三在始祖——黄帝、炎帝和蚩尤均在这块热土上活动。相传黄帝部落在打败蚩尤部落后，便“邑于涿鹿之阿”，在古涿鹿这片热土上繁衍生息，创造文明，故有“千古文明开涿鹿”之说。春秋战国时期，海河流域文化名人辈出，著名的有孙武、荀子、慎到、公孙龙等。秦汉以降，海河流域一直是我国文化发达地区之一，特别是到了元、明、清时期，海河流域一直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的中心。北京，是中国著名的古都，曾依次是春秋时代的燕都（蓟城），五胡十六国时期前燕的都城，金朝中都、元大都和明清两代的京师，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珠江流域是我国最大的一块热带区域。珠江水系这个扇形格局，因北有五岭横亘，南临大海，所以它对内是封闭的，对外是开放的。这一方面有利于保留较多的土著文化色彩；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五岭间的一些水陆通道博采岭外文化的精华，特别是可以假道海洋，纳四海之新风，使南北文化和中外文化在这里交汇，并最终融合成华夏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的珠江文化——岭南文化。它包括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雷州文化、海南文化、桂东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并以珠江三角洲的文府文化为主体。相对华夏其它大江大河流域而言，由于珠江流域距中原较远，它的开发也相对滞后。秦始皇统一岭南，汉武帝收复西南夷，珠江流域才进入了大开发的历史时期。自此以后，生活在珠江流域“断发文身”的土著越（粤）人，与南下的中原汉人全方面的沟通交融，到宋元时期，珠江文化作为一个区域文化体系才基本形成。近代以来，珠江三角洲一带因地理位置的优势，逐渐成为我国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珠江流域还是我国多民族的聚居区，全国大部分少数民族在珠江流域都来有分布，目前人口超过百万的少数民族就有10个，即苗、彝、壮、布依、侗、瑶、白、土家、哈尼、傣。其余人口较多的还有傈傈、佤、拉祜、水族、纳西、景颇、仫佬、京、毛南等。各民族在珠江这片土地上和睦相处，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在语言、宗教、风俗、建筑、工艺制作、饮食等方面表现出多彩多姿的民族特色。

　　在广大的松辽流域，自古就是华夏多民族聚居之地，是华夏北疆多彩文化的摇篮。先后有渤海、契丹、女真、满等少数民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公元七世纪末，以勿吉后裔粟末靺鞨为主体形成的渤海族，受唐册封建立了渤海国民族地方政权。辖区范围北至松花江和黑龙江下流东到大海，西南抵今吉、辽的扶余、农安、开源、铁岭一带，包括松辽流域大部和俄罗斯沿日本海的全部地方。名列五京之首的“上京龙泉府”，为渤海国首府，其建筑规模仅次于唐朝都城长安，遗址在今黑龙江省的境泊湖之北、牡丹江东岸的渤海镇。契丹族生息在辽河上游，以车帐为家，逐水草而居，后梁贞明二年（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八部，建号称帝，国号有时称契丹，有时称辽。辽朝先后称帝，传国109年。它在极盛时期的版图，东临日本海，南至河北中部和山西北部，西逾阿尔泰山，北抵外兴安岭和石勒喀河，近贝尔加湖，辽朝与五代同始，与北宋同终。宋金时期，女真族建立灭辽建立大金朝。元末明初，女金族分成三大部落，分别活动在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15世纪中叶，明王朝江河日下之时，散居在松辽流域广大在区的女真族在辽河支流浑河上游定居下来，并以建州部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后来，他们打败明军和李自成的农民军而入主中原，定都北京，建立了满清王朝。

　　地处我国西北边疆，流经大漠荒原的我国最大的内陆河——塔里木河，知名度虽远不如黄河、长江等大江大河。然而塔里木河却是一条独具个性、不同反响的河。首先是它造就了塔里木河流域以各绿洲文化中心为代表的西域文明。秦汉以后，在黄河文化等先进文化的影响下，塔里木河流域的游牧狩猎文化走向绿洲农耕文化，从而使塔里木河孕育的西域文明达到了一个开创新纪元的高度。塔里木河流域出现了50多个绿洲王国，形成三大文化中心——于阗文化中心、龟兹文化中心、楼兰及罗布泊文化中心。对此，那些湮没于沙漠瀚海中的楼兰、尼雅等废墟遗址可以作证。其次是它在历史上一还直担负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作为古丝绸之路传承文明的载体。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在这里交会，欧亚大陆因塔里木河这座流动的桥梁而相互沟通。佛教顺塔里木河而传入中原大地，中国的四大发明，也因它的助力而远播西方，从而改变了西方的发展格局，加快他人类文明进步的脚步。总之，塔里木河以它特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成为世界三大古老文明的发育之河，西域文明的发育之河，丝绸之路的依托之河。它是一个完整的流域体系，一个特殊的绿洲世界，一个独创的文化景观。

五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人类告别蒙昧，文明之光初洒大地时，城市就出现了。纵观中国城市的发展史，可以发现，除了个别军事重镇外，几乎所以有城市都是临江滨河而建，这主要是为了城市生产生活取用水的方便，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又是河流养育的骄子。

　　《诗·大雅·公刘》在记述周之先祖公刘选择都邑时，说他“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表现出对水源的高度重视。周人原先居住在渭河流域，传到公刘时，迁居到豳（今陕西彬县）。至商代，公刘的后代又迁居到岐山之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北），这里北倚岐山，南临渭河，土地肥沃，是个适宜人类生存的理想之地。周人在这里发展生产，成家立室，并在渭河的支流汧河、漆河之滨的岐建筑了都城“京”。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诸侯割据的局面，也涌现了一批著名的都城。据考证，这些都城无不依江河而建。齐都临淄（今山东临淄市），是当时首屈一指的都会，建在淄水之滨，又在淄水与济水之间开凿了淄济运河以享交通之便。鲁都曲阜（今山东曲阜市），位于洙、泗二水之间。燕国下都易（今河北易县东南），是战国中期兴起的城市，其城北临北易水，南靠中易水。先后作为郑国和韩国都城的郑韩故城（今河南省新郑），位于洧水和黄河的交汇处。赵国都城邯郸（今河北邯郸市西南），有清河、沁河贯流城中。魏国的都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有青龙河在城中流过。楚国的郢都（今湖北江陵县北），其地近云梦泽，本为水乡泽国，亦有河道过其城南。

　　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七大古都安阳、西安、洛阳、开封、北京、南京、杭州也都位于江河之滨。

　　安阳，即商代后期的都城殷(建都时间长达273年)，是中国有文字记载而且经过确定的最早的古都，坐落于河南最北端古洹水两岸。

　　西安古称长安，位于八百里秦川中央，河川纵横，沃野千里，四塞险固，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古都之一。其周围有渭、泾、浐、灞、潏、涝、沣、滈诸河穿行其间，有“被山带河”、“八水绕长安”之说。这八水皆能灌溉，渭水更能航运。由于优越的自然条件，以及关中地区开发较早、古代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等原因，曾先后有周、秦、汉、隋、唐等13个王朝建都于长安一带，时间长达1700多年之久。

　　洛阳位于黄河中游以南的伊洛盆地。狭长的盆地四周，群山环绕，东临嵩岳，西望秦岭，北有邙山屏障，南有伊阙耸立，伊、洛、瀍、涧水蜿蜒其间，土壤肥沃，物产丰富，自古有“河山拱载，形势甲天下”之称。从公元前770年开始，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等9个朝代先后在这建都。

　　开封（历史上又称大梁、汴京等）地处华北大平原的南端的黄、淮二水之间，周围一马平川，河网密集，有汴河（通济渠）、蔡河（惠民河）、五丈河（广济渠）和金水河（天源河）等河道穿流而过。水运发达的优越地理位置，使得开封成为七朝都城，即战国时期的魏（战国时魏都大梁的古河道与隋唐后的开封城有很大差别），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其后的北宋和金。

　　南京(历史上又称建业、建康和金陵等)位于长江下游南岸，紧靠浩浩长江，内有秦淮河穿城而过。紧靠南京的长江，除了交通便利外，从军事的角度讲，可以借长江天堑以为防御。至于南京城内的秦淮河，不仅有漕运之利，还使南京城内的风光愈显绮丽。南京作为都城，始于孙吴(东吴)，至于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五代十国的南唐和明初，后来的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亦在此建都。

　　杭州(别称武林，又称临安)位于钱塘江的北岸，京杭大运河的南端，并且濒临景色秀美的西子湖。杭州曾是五代时吴越国和南宋的都城。

　　北京位于华北平原的北端，处于华北平原、东北平原、内蒙古高原及西北地区三大地理单元的接合处，“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形势甲于天下。北京附近也有永定河、潮白河以及温榆河、高梁河等，隋朝南北大运河的永济渠北端起于邻近北京的涿郡，元代开凿的京杭大运河更达于北京城中。据历史记载，北京的城史，始于西周，周成王封召公奭于燕，开始在北京建城，初名蓟。春秋战国时，随着燕国都城的不断扩大和兴建，至战国末年燕国都已成为颇具影响的区域政治文化中心。秦汉魏晋时期，北京地区的范阳、蓟城、幽州等，都是北方的重镇。辽、金两朝分别在此建都，辽代为陪都，称燕京；金代建都于此，称中都，北京的政治地位迅速得到提升。至元代定都北京，称大都，一跃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后又成为明、清二代的都城。自1949年10月1日起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除了古都之外，中国其他城市大多也坐落在江河之滨。以长江流域为例。万里长江干流两岸，珍珠般镶嵌着大大小几十座城市。上游临江的城市有宜宾、泸州、江津、重庆、长寿、涪陵、万州、巴东、秭归、宜昌等。其中“山城”重庆是西南最大的商业城市和水路交通本世纪，也是长江上游经济协作区的中心。中游沿江的城市有宜都、荆州、公安、石首、临利、岳阳、洪湖、嘉鱼、武汉、鄂州、黄冈、广济、九江等城市。其中“内联九省，外通海疆”的武汉市，是湖北省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的中心，也是我国综合性工业基地之一。长江下游临江的城市有九江、安庆、铜陵、芜湖、马鞍山、南京、扬州、镇江、江阴、上海等。其中位于长江下游的上海，通江海这利，居水利要津，使其从黄浦江畔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世界闻名的大都会。长江的许多支流侧畔同样是名城林立。如湘江是长江的重要支流之一，横贯湖南省境。湖南的几大名城如长沙、株洲、湘潭、衡阳、永州都分布在湘江沿岸。

　　值得指出的是，古老的京杭大运河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我国唯一贯穿南北的河道。大运河的贯通，不仅为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孔道，而且由于运河两岸商品经济的繁荣直接导至了一批运河城镇的崛起。著名的运河城市有：北京、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徐州、宿迁、淮阴、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等。这些城镇的出现和发展，既促进了运河两岸农村城镇化的历史进程，又为变革旧的社会生产关系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同时还发育了风格独特的都市文化。

六

　　中国是河川之国，滔滔江河既为华夏民族的繁衍生息提供了生命之水，成为哺育中华民族的摇篮。但江河也同样具有桀骜不驯的性格，它们发起脾气来，常常涌起大的洪水，造江河决堤，人类赖以生存的田地家园瞬间就可能被洪水猛兽吞噬，大地变成汪洋泽国，人或成为鱼鳖；有时又旱魃为虐，赤日炎炎，江河枯竭，赤地千里，颗粒不收，人类维持生活的资料就会失去来源。所谓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是也。因此，当年太史公司马迁曾感叹道：“甚哉，水之为利害也！”

　　河川之国的华夏神州，又是一个洪涝灾害多发的国度，尤其是大江大河的洪水，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黄河既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又以害河、“中国之患”闻名于世。史载，自公元前602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2500多年中，黄河下游因洪水决口泛滥达1500多次，平均3年2次，有时一年之是竟多次决溢；下游改道26次，其中较大且长时间的改道有9次之多，曾出现过7个入海口，涉及范围北至津沽，南达淮河，约25平方公里。每次决口泛滥，都造成“江河横流，人为鱼鳖”的惨象。如1933年黄河大水，下游决口漫溢72处，冀、鲁、豫三省67个县受灾面积达12000平方公里，364万人无家可归，18000多万人被夺去生命。淮河在长达700年的黄河夺淮后，整个淮河水系遭到严重的破坏，成为水害灾害频仍的害河。据统计，从16世纪到新中国成立的450年中，百年平均水灾94次、旱灾59次。其实何止是黄河、淮河，中国的长江、海河、珠江、松花江、辽河……这些大江大河的水患都十分严重。如1931年长江大水，江汉平原一片汪洋，5000多万亩农田被淹没，近2900万人流离失所，14万人被洪水夺去生命。中国各大江河流域的旱灾也十分严重。如黄河流域，从公元前1766年至公元1944年的3710年间，有历史记载的旱灾高达1070次，其中仅清代的268年中，就有旱灾201次。海河流域1368年至1948年的580年间，发生旱灾407次，几乎年年都有旱情。严重旱灾的结果是“赤地千里，饿殍载道”，甚至人相食。如1876年至1879年，晋、冀、鲁、豫4省连续大旱，饿病而死者达1300多万人。

　　一位外国学者曾说：“称中国为河川之国，其意义不仅在于它有众多的河流，而且在于因为对河川进行了治理而极大地影响了它的历史。”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文明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生动光辉的控制河流、除水害兴水利的历史。地质学的研究证明，地球在“新冰期”后，由于气候变暖，冰雪消融，世界各地曾普遍发生洪水灾害，对此，犹太、印度、希腊等地的古神话中都有关于洪水的记述。我国著名学者竺可桢先生在经过大量科学研究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在5000年前的仰韶时代到3000年前的殷商时代，气温比现在高2°左右，黄河流域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潮湿，河水的径流量和洼地的蓄水面积大大增加。亚热带的雨水偏多造成了这一地区洪涝灾害的频发。于是便有了尧舜时期“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尚书·尧典》）的记载。

　　纵观世界文明史，四大文明古国之所以能创造出辉煌的农业文明，原因在于他们很好地掌握了治水的能力或者说制河权。所谓制河权一是指控制河流、治理河流的能力，二是指保护、利用河流的能力。这两种能力越高，文明程度就越高。否则，虽有河流，也不可能产生文明。世界上的大江大河很多，但文明古国只有四个。亚马逊河、莱茵河、伏尔加河、密西西比河，都是世界上著名的大河，但却没有出现古文明，原因就是因为那里的人类没有掌握制河权。

　　翻开中华文明的历史，就会看到大禹治水的伟大壮举。滔滔洪水并不像某些民族的传说那样，毁灭了人类，只是靠神的庇护和诺亚方舟才使极少数人得以保存和繁衍。真实的情况是，我们的祖先依靠自己的智慧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与洪水进行了英勇的抗争，终于征服了洪水，并创造出了辉煌的治水文明和华夏文明。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我们的祖先“择丘陵而处之”（《淮南子·齐俗训》），以躲避洪水灾害；进而修筑堤埂，积极抵御洪水，开始了我国古代原始形态的防洪工程。

　　中国古代的大规模江河治理活动，肇始于上古尧舜时期的鲧和大禹治水。尧、舜、禹时代，我国中原一带曾发生了大规模的水灾，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尧命鲧去治水，鲧采用“障堵洪水”的办法，历时九年未竟其功，失败被杀。鲧虽治水未获成功，但他仍不失为一个富有悲剧色彩的治水英雄。之后，尧又命禹治水，禹吸取了鲧治水失败的教训，采用“疏川导滞”的办法，组织人民进行了顽强的治水斗争，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使川流“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顺流，各得其所”，使百姓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在中华文明史上，大禹治水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是大禹治水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百折不挠的的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二是大禹治水依靠科学、顺应自然规律的科学态度，对中华民族的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三是大禹治水催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度的诞生，它意味着建立在极其狭小生产规模和低下的生产力基础上的原始氏族社会，已为生产力更加发展、生产规模更加扩大的奴隶社会所代替，标志着一个新的文明时代的到来。

　　继大禹之后，治理与开发江河一直是中华民族为了生存与发展的要务之一。除水害、兴水利的杰出历史人物曾出不穷，彪炳史册。如战国时期魏国的西门豹，为了治理漳河水患，他不但破除了当地为“河伯娶妇”的陋习，而且带领当地百姓开引漳十二渠，使漳河两岸的农田力量到灌溉，“民人以给自足”。战国末期秦国的蜀郡郡守李冰，在今四川省都江堰市岷江口主持兴建了都江堰工程，使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水旱从人，不知饥馑”。东汉初王景组织进行了规模宏大的黄河治理工程，除采取常规的疏河、筑堤措施外，还在黄河上建闸，人为控制水流（“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流”），为减轻黄河水患立下了汗马功劳，以致有“王景治河，千年无患”的说法。唐代的著名水利专家姜师度，先后在海河和黄河等流域兴建了许多水利工程，为防洪、排涝、灌溉、航运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元代黄河河患频繁，超过以前各朝。著名治水专家贾鲁在任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期间，组织了大规模的黄河治理和堵决口活动，并采取了一系列治河新技术，终于使黄河复归故旧道，在治黄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此外，明代的潘季训、清代的靳辅等，在实践中总结出黄河治理的新理论，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古代著名的治河工程有：黄河大堤。黄河堤防的修建始于共工和鲧“障洪水”的年代。春秋战国时期，沿河的各诸侯国纷纷在各自境内修建堤防以自守，对以后黄河系统堤防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东汉王景治河后，长达千余公里的新堤防系统形成。黄河夺淮入海时期，黄河下游形成了庞大的堤防系统，其中有遥堤、缕堤、格堤、月堤、子堤、戗堤、刺水堤、截水堤之分。现在的黄河大堤是1855年铜瓦厢决口改道后逐渐形成的。从郑州桃花峪至山东利津河口，河长767公里，两岸大堤及其他有关堤防总长1583公里，因黄河河堤高出地面很多，人们形象地称它为“水上长城”。都江堰。都江堰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无坝引水工程，它位于岷江冲积平原的顶点，可自流引水灌溉农田上千万亩，同时兼有供水、航运之利。它创建于秦昭襄公末年，由当时的蜀郡太守李冰主持兴建。都江堰工程主要由鱼嘴、飞沙堰、宝瓶口组成，巧夺天工，举世罕见，而且历千古而不废。京杭运河。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达杭州，流经京、津、冀、鲁、苏、浙六省市，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1782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流，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它是在春秋战国以来历代运河工程的基础上于元代建设而成的。京杭运河横贯钱塘江、长江、黄河、淮河、海河五大水系，沿线设置了大量陡门、船闸、水柜、水库等，涉及的水工、泥沙技术十分复杂，是中华民族高度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在铁路出现的以前，它一直是中国南北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也是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政治统一的生命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河的治理与开发进入了历史的新纪元，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江河上修建了大中型水库3000多座，兴修加固堤防（包括湖堤和海堤）26万万公里，设置蓄滞洪区近百处，建立了集中统一的防洪体系，并成功地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大洪水，确保了大江大河的安澜。特别是历史上有“中国之忧患”之称、三年二决口的黄河，自1946年人民治黄的50多年来，岁岁安澜，堪称历史上的奇迹。与此同时，我们还经受住了1998年长江、嫩江、松花江发生的特大洪水的考验，取得了搞洪斗争的伟大胜利。

七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非常重视对河流及其治理的探索与研究，并形成了相当丰富的记载江河情况的文献，是中华水文化特别是江河文化宝库的精品。

　　先秦时期，就有记载江河水系和江河治理情况的文献，主要有《山海经》、《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氏》、《遂人》、《考工记·匠人》、《管子·度地》、《尔雅·释水》等。

　　《山海经》是一部集合古代神话传说而成的地理知识典籍，共十八篇，主要记述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等方面的情况，其中《海内东经》记述了不少河流的原委；《五藏山经》记述了南、西、北、东、中各地山峰和出山之水及物产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