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与水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经年不断的征伐实践为军事思想的产生和繁荣提供了沃土，涌现出大批著名的兵家，被誉为兵圣的孙子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孙子名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人（今山东惠民人，或说博兴、广饶人）。生卒年代已不可考，大约与孔子同时或稍晚。孙子在军事上的伟大建树主要体现在他为后人留下了一部不朽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上。这部不足六千字的兵书，言简意丰，深刻提示了军事斗争的普遍规律，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军事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孙子兵法》同时也是一部精粹的哲学著作，其兵法理论中总揽全局、综合比较、求实超前的能动运筹理论和能动辩证、因利制权的作战指导思想，也被被广泛应用于外交、经济、体育等非军事领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各种生产实践活动。自古以来，水与战争便结下了不解之缘。“兵形象水”，用水代兵的战例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屡见不鲜；而水所独具的无常形及所兼有利与害、柔弱与刚强、防御与进攻两重性的特点，与战争的特性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之处，因而水对兵家有着巨大的启示作用。在《孙子兵法》十三篇中，有七篇直接谈到了水与战争的关系。以水的特性和功用论述军事思想，堪称《孙子兵法》的鲜明特色之一。
一
孙子注重造势，即在战争中造成有利的态势。在《计篇》中，孙子对决定战争胜负的道、天、地、将、法等“五事”进行比较分析后，紧接着提出了一个关于“势”的命题。他说：“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就是说，计算客观利害，意见得到采纳，这只是战争的常法，还要凭籍常法之外的变法才能把胜利的可能变为现实。这个变法就是“因利而制权”的“势”。战场中的这种势，很难用生动的战例和具体的语言表达出来。孙子用人们生活中常见的激水漂石现象作比喻：“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篇》意思是说，湍急的流水，以飞快的速度奔泻，其汹涌之势可以把大石头冲走。……善于作战的人，他所造成的态势是险峻的，他所掌握的行动节奏是短促而猛烈的。这里，孙子提出了“势险”和“节短”两个重要原则。“势险”说的是军队运行速度。“激水之疾(急速)，至于漂石”的比喻形象地强调了速度是发挥战斗威力的重要条件。“节短”说的是军队发起冲锋的距离。孙子用“鸷鸟之疾，至于毁折”《势篇》作比喻，要求军队发起冲锋时应像雄鹰搏击小鸟那样，以凶猛的速度在短距离上突然发起攻击。这就对指挥作战的将帅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即要注重“造势”，以争取主动，形成优势地位，从而打败敌人。
交战的双方是否处于有利的态势固然重要，但战争的胜负还主要取决于军事实力的对比。即使一方处于非常有利的态势上，如果实力不济，最终也要走向失败。孙子十分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又提出了“形”的概念。所谓“形”，指的是军事实力。《势篇》中说：“强弱，形也。”孙子认为，创造条件，积蓄军队的作战力量，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是战胜敌人的客观基础；在这个前提下，去等待和寻求战胜敌人的机会，才能取得胜利。他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形篇》又说：“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同上 孙子把敌对双方的力量对比建立在科学计算的基础上，而且要求这种强弱对比如同“以镒称铢”那样占有绝对优势。他用在千仞高山上决开积水奔腾而下，其势猛不可挡的力量比喻军形，说明军队只有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用兵作战时才会有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不可抵御。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孙子兵法》中的“势”，主要讲的是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从而造成有利的形势；“形”，主要指军事实力。只有在一定的“形”即军事实力的基础上，发挥将帅的指挥才能，造成有利的“势”，才能战胜敌人。从中也可以看出，孙子在认识论上具有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这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而以水为喻，使得“势”、“形”这对抽象概念变得具体、形象和易于理解。
二
用兵作战，灵活运用战略战术十分重要。对此，孙子提出了“奇正”和“虚实”的原则，即指挥作战所运用的常法和变法。
孙子非常重视战术的“奇正”，尤其重视“奇”的运用。他说：“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势篇》就是说“奇”与“正”的关系，是相变相生的，“奇”可以变为“正”，“正”可以变为“奇”。为了形象地表达“奇”、“正”变化之关系，善用比喻的孙子信手将大千世界的天地和江河拈来，用以阐述其深邃的军事思想，指出：一个高明的将帅，应随机应变，随着战场情况的变化而变换奇正战法，犹如天地一样变化无穷，江河一样奔流不竭。活用奇正之术，变化奇正之法，是指挥员临时处置情况所必须把握的艺术。在广阔的战场上，尽管奇正的变化“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但落脚点往往在一个“奇”字上。唯有善出奇兵者，才算领悟了奇正变化的要旨。
与奇正之法相对应，孙子又进一步提出“虚实”思想，即“避实而击虚”、“因敌而制胜”的作战指导原则。
“虚实”是奇正的具体表现形式，这对范畴指的是军队作战所处的两种基本态势——力弱势虚和力强势实之间的辩证关系。孙子在深刻的观察和思考中，发现水形与兵形有十分相似之处：“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就虚。”《虚实篇》用兵的法则像流动的水一样，水流动的规律是避开高处而向低处奔流，用兵的规律是避开敌人坚实之处而攻击其虚弱的地方。孙子因水之启示而提出的“避实就虚”的战争原理，为历代兵家战将所推崇，并成为屡试不爽的克敌致胜之法宝。
如何作到“避实而就虚，因敌而制胜”呢﹖孙子认为应根据敌情变化灵活运用各种战法而取胜敌人。他又一次以水作喻：“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就是说，水因地势的高下而制约其流向，作战原则应根据敌情而决定克敌致胜的方针。所以，用兵没有固定不变的方式方法，就像水流没有固定的形态一样；能够依据敌情变化而取胜的，就称得上用兵如神了。这就告诫军事指挥员，指挥作战时要针对敌情变化而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才能把握胜利的主动权。
以上孙子关于以水论兵的论述，不但妙语连珠，而且哲理精微。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意思是说，河水在不停地流动， 当人们第二次踏入这条河流时，接触的已经不是原来的水流，而是变化了的新的水流。智者所见略同，孙子用与赫拉克利特相同的观点，把战争看成是水一般“流动体”，而不是“凝固体”，并由此提出了“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著名军事格言，对后代兵家的启示可谓大矣！“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斗转星移，四时更替，一切客观事物都处于发展变化之中。战场上的情况更是瞬息万变，如果千篇一律、墨守陈规地对待各种不同的战争情况，就会失去战机，甚至会招致失败。
三
天时、地利、人和都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孙子十分重视“地利”，认为它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在《行军篇》中，孙子论述了充分利用各种地形行军作战的方法，特别对依水作战的原则有一段精辟的论述：“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这里，孙子讲了五层意思，也就是五条依水作战的原则：
第一，“绝水必远水”，部队通过江河后必须迅速远离河流， 以免陷入背水作战的险境。远离江河，既可引诱敌人渡河，致敌于背水之地，又可使自己进退自如，不受阻挡。
第二，“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如果敌军渡河前来进攻，不要在江河中迎击，而要乘它部分已渡、部分未渡时予以攻击，这样才有利。“半渡而击”，这一江河作战原则，经古往今来许多战争实践证明，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原则。例如，公元前５０６年，吴楚交战，吴军在柏举（今湖北省麻城附近）击败楚军后，乘胜追击，于清发水（今湖北省安陆西的涢水）追上楚军。吴军采取“半济而后可击”的战术，乘楚军部分已渡、部分未渡的混乱之际，发起攻击，大败楚军。
第三，“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这是江河作战的又一重要原则，它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如果我方决心迎战，那就要采取远离河川的布置，诱敌半渡而击；另一方面，如果我方不准备迎战，那就阻水列阵，使敌人不敢轻易强渡。
第四，“视生处高”。即在江河地带驻扎，也要居高向阳，切勿在敌军下游低凹地驻扎或布阵。
第五，“无迎水流”。不要处于江河下游，以防止敌军从上游或顺流而下，或决堤放水，或投放毒药。水战据上游，有地利的优势。
孙子还强调，在涉江渡河时，要注意观察水势，不能莽撞行事。他说：“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河流上游下暴雨，看到水沫漂来，要等水势平衡以后再渡， 以防山洪暴至。
另外，关于在山地行军作战，孙子认为应“绝山依谷”，即通过山地必须沿着溪谷行进，因为山谷地形比较平坦，取水方便，且丛林密布，隐蔽条件好。关于在盐碱沼泽地行军、作战，孙子认为要“绝斥泽，惟亟去无留；若军交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因为一旦缺乏水草和粮食，军队就会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由此可见，孙子对水在作战中的重要性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强调在各种地形与条件下争战都必须考虑水的因素，以免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当年，魏蜀交战，蜀将马谡屯军山上，被魏军断了水源，导致军心大乱，溃败而痛失街亭，成为千古恨事。
在《火攻》篇中，孙子不但强调以火助攻，还提倡以水助攻。他说：“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认为用水来辅助进攻，攻势可以加强。水可以分割、断绝敌军，从而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历史上，以水攻助战、以水代兵并获得胜利的战事不乏其例。著名的如三国时，蜀将关羽借水攻击樊城北的魏军，取得了水淹七军、大获全胜的骄人战绩。
《孙子兵法》是一部“舍事而言理”，即采取“抽象法”论述军事理论的杰出著作。但为了使抽象的军事理论为人们所深刻理解和掌握，慧眼卓识的孙子往往采用“近物取譬”的办法，以世间诸物尤其是水的特性和作用为比喻，阐述深奥的军事原理，从而使抽象的《孙子兵法》平添了生动和形象，也为我们诠释这部“仰之弥高，钻之弥深”、详备富赡的伟大兵书的思想内容提供了感性的依据。同时，由于水的特性和功用，使得以水助攻、以水代兵、依江河作战等原则，必然会成为重视“地利”之《孙子兵法》论及的主要内容。
●墨子与水
墨子(约公元前468—前376年)，名翟，鲁国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卓越的思想家和身体力行的实践家。墨子所创立的墨家学说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百家争鸣的先秦时期冠盖群说，并称“显学”，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汉以降，由于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加之其他因素，墨学渐成衰微之势，并几近湮没，但墨家的思想和精神并未因此灭绝。历史进入近代，墨学再度复兴，并一度被视为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济世“良方”，接引“西学”的工具。纵观体现墨家文化思想学说的《墨子》(为墨子及其弟子与后世学者著述的总汇)一书，几乎包罗了当时可能取得的各种知识，涉及到哲学、伦理、政治、经济、管理、军事、教育以及自然科学的各个门类，堪称“百科全书”。从水文化的视角去考察，我们同样也会感受到《墨子》书中质朴而浩瀚的文化思想中透露出颇为丰富的水文化信息。
一
墨子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思想家，其学说是先秦乃至中国古代最富个性特征的学说。墨子博学多识，广泛吸纳了夏、商、周文化和当时的地域文化，并在这些文化的滋养下开宗立派，创立了墨家独特的思想体系。三代文化和当时的区域文化，是墨子思想的理论渊源。古籍记载和民间传说的三代圣王尧、舜、禹的文化思想，尤其是大禹治水、救世济民的伟大精神和光辉形象，深深地影响了墨子，并成为墨子和墨家效法的榜样。关于大禹治水精神对墨子及墨家的影响，《庄子·天下》说：“墨子称道曰：‘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肱，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 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进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诚如庄子所言，墨子及其墨家的言行，的确体现了他们心目中的“禹之道”。墨子热心救世，其学说的基本内容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皆为救世之术，与大禹治水、为民造福的精神一脉相承。从行动上看，墨子及其弟子效法大禹亲操橐耜、栉风沐雨的榜样，热心实践，身体力行，他们多系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劳动者,亲自种地、做工，尤其是手工制造更是墨者经常从事的劳动和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墨子本人即是精通机械制造的工匠。墨家这样做的直接目的，是为了通过总结劳动经验或制作生产工具，以便指导或便利民众的生产劳动，造福施惠于人民。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墨家不但亲自参加生产劳动，而且生活俭朴，刻苦自厉，“日夜不休以苦为极”，同时富于奉献和牺牲精神，“摩顶放踵而利天下”(《孟子·尽心上》)，以身殉道，死不旋踵。上述行为所表现出的言行一致、亲身践履、严于律已、勇于奉献的精神和品质，同样是大禹精神的集中体现。
墨家不但以大禹为心中的楷模，并力行效法，而且推崇之情溢于言表。在《墨子》书中，多处赞美大禹治水、为民造福的业绩和精神。墨子指出：“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兼爱中》)他还大量征引大禹治水的事迹，说明“兼爱”的主张取法于大禹等圣王的政治实践。“况乎兼相爱，交相利……古者圣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鱼窦，以汇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泒，注后之邸，嘑（滹）池（沱）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为漏大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河、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这段话通过记述大禹不辞劳苦，四处奔波，疏导九州各河，消除各地水患，惠及人民的“兼爱”事迹，说明古代大禹等圣王是“兼爱”的倡导者，从而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
“尚贤”是墨子治国的基本纲领。战国初期，政权仍为贵族封建主垄断，广大下层士人要求参与政事的呼声日高。对此，墨子提出了“使能以治之”的任人唯贤原则，指出用人应当“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尚贤中》)，“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而举之”(《尚贤上》)，进而提出了“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尚贤上》)、“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尚贤中》)的用人主张。他还以“鲧禹治水，一败一成”的事例，说明了选贤任能方能安邦治国的道理，指出：“昔者伯鲧，帝之元子，废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乃执照无有及也，帝亦不爱。”(《尚贤中》)尽管鲧的出身十分高贵，官职地位很高，但因他德庸才薄，治水无功，不但丢了官位，而且被诛杀以谢天下。墨子继续阐述道：“然则天之所使能者谁也?曰若昔者禹、稷、皋陶是也……禹平水土，主名山川……”鲧被杀后，德才兼备的禹受命于危难之中，继续领导人民治水，不畏千辛万苦，克服了千难万险，终于平定水患，“主名山川”，成为德盖天地的圣王。
由此观之，如果说大禹治水为民造福的精神是中华文化尤其是水文化的重要特征，那么墨子的思想和行动则充分体现了“大禹之道”，或者说深深地打上了大禹治水精神的烙印。
二
同先秦诸子一样，墨子也善用水的特性和功能来作譬喻，为自己的主张作论据、作支持，从而增强其思想观点的说服力。
“兼爱”是墨子的政治主张之一，有人认为它是墨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和根本特征。墨子认为造成家、国、天下动荡不安的根源，是人人不相爱，彼此相互憎恶、残害。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唯有实行“兼相爱，交相利”，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墨子认为“兼爱”这种作法，不但有利于天下，而且容易做到，之所以不能施行，是因为执政者不喜欢它。墨子指出：“苟有上说之者，劝之以赏誉，威之以刑罚，我以为人之于就兼相爱交相利也，譬之犹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于天下。”(《兼爱下》)认为只要执政者大力倡导推行“兼爱”之道，就如同火向上窜、水往低处流一样，将在天下形成一种不可遏止的态势。
在墨子的政治思想中，十分强调执政者加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认为道德修养是为人治国的根本，因此君子必须努力进行自身的品行修养。他还特别指出了不注意品行修养的危害：“本不固者未必几(危)，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原(源)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修身》)这里，墨子以水的源头污浊，整条河流也必将混浊的生动事例，形象地说明了不注重品德的修养，作人为官就容易私欲熏心、滥施恶行，多行不义必自毙，久面久之就会陷入污秽的深渊不能自拔，招致身败名裂的恶果。
“亲士”是墨子十大政治主张之一。墨子认为，要治国安邦，君主必须亲近贤士，使用贤才。为此，他专门论述了如何亲士和用士的问题，指出：“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夫恶有同方不取，而取己者乎?盖非兼王之道也……是故溪陕(狭)者速涸，逝(流)伐者速竭。”(《亲士》)认为执政者只有象江河纳百川那样，不拘小流，虚怀宽谷，才能广泛延揽使用各方面的人才；只有象江河有无数源头那样，善于采纳不同的意见和兼收并蓄，才能兼听则明，君臣上下同心同德，长生保国。反之，如果器量狭小，不能包容万物，广布恩泽，就会象狭小的溪流容易干涸、很小的小川容易枯竭那祥，成为孤家寡人，最终将落得个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下场。
值得指出的是，墨子的上述思想还体现了他对辩证法中量变质变关系的认识。“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以江河成其泱泱巨流是由千川万源汇纳而成的事例，说明事物发展过程本质上是通过量变的积累实现质变的。
墨子还从事物对立面的转化、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中，隐隐约约地感到了“度”的客观存在，提出了“太盛难守”的命题。他说：“是以甘井近竭，招(乔)木近伐，灵龟近灼，神蛇近暴……故曰：太盛难守也。”(《亲士》)甘甜的水井往往因人们争先取用而率先枯竭，高大的树木因有用常常先被砍伐，灵验的宝龟总是先被烧灼用于占卜，神异的蛇常常先被曝晒用于祈雨……这些“太盛难守”的现象恰好与辨证法所讲的适度原则有惊人的一致性。在墨子看来，为人做事必须把握好“度”，不可“太盛”。否则，事物往往会转向其对立面，造成不良甚至十分严重的后果。可见，墨子已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些具体现象中悟到了矛盾对立面之间相互转化的规律，尽管他的这个认识是朴素的，模糊的，不明确的。
以上列举的关于墨子以水的特质为譬喻，阐明事理、论证观点的事例，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墨子作为先秦思想巨匠对水的观察以及由水引发出哲思的深刻性。
三
墨子既是思想家，又是政治活动家，一生奔波于各诸侯国之中，宣扬“非攻”，反对战争，并力主防御，即用防御战争反对侵略战争，实现“武装和平”。据《墨子》一书记载，他曾成功地阻止了齐伐鲁、鲁攻郑、楚侵宋等三次即将爆发的战争，显示出超人的智慧和胆识。墨子阻止诸侯间的攻伐，并不一味依赖于说教，他深知诸侯争霸，有些战争很难避免。因此，他带领弟子创造了积极防御的军事学说，这些学说主要载于《墨子》中的《备城门》、《备水》等11篇专门的军事著作中。墨子时代，滔滔的江河、滚滚的激流已成为诸侯以水代兵、进行兼并战争的工具。针对当时水攻战例普遍出现的情况，墨子率众弟子在深入研究分析和实地考察测量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对付水攻的防御办法：“城内堑外周道，广八步，备水谨度四旁高下。城地中偏下，令耳(渠)亓内，及下地，地深穿之令漏泉。置则(测)瓦井中，视外水深丈以上，凿城内水耳(渠)。并船以为十临，临三十人，人擅弩计四有方，必善以船为轒辒。二十船为一队，选材士有力者三十人共船，亓十二人人擅有方，剑甲鞮瞀，十人人擅苗(矛)。先养材土为异舍，食亓父母妻子以为质，视水可决，以临轒辒，决外隄(堤)，城上为射机疾佐之。”(《备水》)墨子明确地阐述了破敌人以水攻城的战术方法：一方面，要在城中地势较低的地方开挖渠道，在地势更低的地方挖井，使它们相互贯通，以便引水泄漏。同时，还要在井中置放“则瓦”，随时测量井中的水位，如果发现水深达到一丈以上，就开渠泄水。另一方面，挑选训练有素的三百精兵以及快船二十只，组成决堤突击队，出其不意地冲到城外，决堤放水。为了加强攻击力量，每两只船并列在一起，叫做“一临”。每临配备三十名孔武有力、具有专门技能的士卒，携带弓弩、长矛、锄头，头戴盔、身披甲，利用黑夜，在城上转射机的掩护下，冲到城外，持锄挖堤，并辅以轒辒船冲堤。这样，敌人用水攻城之法可破。
主要参考书目
1．用才珠、齐瑞端《墨子全泽》,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史向彦、陆建华《墨子外传·墨子百问》，安徽人民出版杜，1997年版
●管子与水
管仲（∽公元前645年），名夷吾，我国春秋初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作为一代名相，他在齐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实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史记·管晏列传》），成就了一代霸业。后人追述其言论著成的《管子》一书，是一部丛集诸说、涉及百家、包罗万象、宏博精深的奇书（据考证，该书是战国初期至西汉初期数代“管仲学派”的集体著述，最后由刘向“定著”的，计86篇，亡佚10篇）。尽管该书“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但其中的多数篇章记录或反映了管仲的治国思想。书中《水地》等篇关于“水”的论述堪称大观，别具特色，蕴涵着丰富的“水文化”内容。
一
我国古代朴素唯物论把金、木、水、火、土“五行”视为世界的本原。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就没有生命，没有世间万物生机勃勃的景象。水生万物的哲学观念（具有明显的朴素唯物论思想），几乎是中华民族一种普遍的心理意识，《管子》一书的作者就是持有这一观念的代表。《水地篇》说：“故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也。……万物莫不以生。”明确地把水看作世间万物的根源，是各种生命的根蒂。为了增强上述论点的说服力，《水地篇》接着说：“是（水）以无不满，无不居也。集于天地而藏于万物，产于金石，集于诸生，故曰水神。集于草木，根得其华，华得其数，实得其量。鸟兽得之，形体肥大，羽毛丰茂，文理明著。万物莫不尽其机，反其常者，水之内度适也。”这段话主要表达了二层涵义：其一，水浮天载地，无处不在，世间万物中都有水的存在，这是水独具的神奇之处。其二，万物之所以繁衍生息，充满生机与活力，靠的是水的滋养哺育；如果没有水，万物就失去了生存的根本。
在《管子》看来，水不仅是地球上各种生物的生命之本，同样也是万物之灵——人的生命本源：“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凝蹇而为人。”这就强调了人是由水生化而来的，即男女精气相合，水流布形成胚胎再成为人体。其实，人和万物一样，不但生命孕育离不开水，而且生产生活更是时时刻刻离不开水。自从地球上出现人类以后，除了天上的太阳、地上的泥土以外，水则成了人类生存最为重要的物质元素。从一定意义上讲，水是人类生存和文明进步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人类创造的所有文明，都离不开水的滋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