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关于君与臣、君与民之间的关系， 是一个重大政治课题。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荀子，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是非常深刻的。从总体上讲，荀子认为君主与臣民的关系是纲与目、本与支的关系，君主是臣民之主、之枢，负有统治臣民的职责。但同时，他也认为君与臣、君与民是互相影响、互相依存的互动关系，君主尽管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他必须正确运用，多为天下臣民谋福利，才会赢得臣民的归附和爱戴。

　　关于君与臣的关系，荀子十分强调君主在治理国家中的决定性作用。在他看来，君主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主导，而官吏处于从属地位，是君主政令的执行者。因此，君主的德能与喜怒哀乐对臣下的思想和行动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为了说明此中的道理，荀子以水源的清浊对支流的影响为喻，指出：“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数，君子养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荀子·君道》）

　　上行下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有鉴于君主的品行对臣下的巨大影响，荀子非常重视君主自身的品德修养。当有人问到怎样治理国家这样重大的问题时，荀子鲜明地提出：“闻修身，未闻为国也。”进而又指出：“君者，盘也，盘圆而水圆。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射，则臣决。楚庄王好细腰，朝有饿人。”（《荀子·君道》）这里，荀子把臣比喻为水，君主比喻为盛水的盘、盂；而水的形状取决于盘、盂的形状，这就形象地说明了君主对臣的巨大影响力，同时也从另一方面强调了君主要努力修身养德的极端重要性。

　　关于君与民的关系，荀子主张君王要积极为人民谋求幸福。如果君王能爱护人民，努力为人民服务，就会赢得人民的拥戴；反之视人民如草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人民就会与君主离心离德。荀子用河流源与流清浊的关系作比喻，进一步阐发了上述道理，指出：“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故有社稷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荀子·君道》）

　　与此同时，荀子在对历史兴亡的考察和思考中，敏锐地发现：统治集团的衰败与人民支持与否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人民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为此，在君民关系的问题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君民舟水”论，指出：“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这里，荀子明确地把君王与臣民的关系形象地比作舟与水的关系，强调了人民的力量和作用，他以此告诫当权者：君王之舟要靠臣民之水来承载，君主为民，实行王道、仁政，国泰民安，君王之舟就会稳如泰山；反之，君王残民以逞施行暴政，搞得国困民穷，民不聊生，饥寒交迫的百姓就会揭竿而起，倾覆君王之舟。而朝代的更替、君主的迭换为荀子的上述论断提供了无可辩驳的铁证。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荀子提出了重“王道”兼采“霸道”的政治策略，以及以“礼”为主、兼之以“法”的具体治国方针，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荀子对君民互动关系作出的这种理性思考，不仅在当时很了不起，而且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唐太宗李世民在与魏征、房玄龄等大臣研讨政务时，就论证过民水君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一再强调“载舟亦覆舟，所宣深慎”（《贞观政要·论君道》），“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同上）。李世民还意味深长地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谓也。”（《贞观政要·论政体》）这些议论成为“圣君”、“贤臣”互相唱和的千古名言。“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历代明君贤臣，无不以此为镜鉴，正确处理爱民与使民的关系，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

　　荀子的学生韩非是法家集大成的人物，主张君主要循名责实，因任而授官，操生杀之大权，拥有控制臣民的绝对权威。他把人民比喻为水，君王的控驭之术比喻为水盆：“为人君犹盂也，民犹水也，盂方水方，盂圆水圆。”就是说，水的形状取决于盆的形状，要求人民永远听从于君王的指挥。这就把君民的关系绝对化了，如果君王真的按他的思想去做，那么离众叛亲离、统治倾覆也就不远了。

三

　　“性恶说”是荀子的著名主张，是他在对孟子的“性善说”进行批驳的基础上提出的。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荀子·性恶》）。为什么呢，这是由人“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同上）以及好荣恶辱、妒嫉排他等本性所决定的。如果对这些本能欲望不加以节制，任其自由扩张下去，就会带来不可收拾的社会恶果。尽管“性恶”是人之本能，但荀子认为只要对人性进行必要的改造，人是能够化恶为善的，进而也可以成为尧舜一样的圣人。关于改造人性的办法，荀子认为教化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他用盆水来做比喻，说：“人心譬如槃水，正错而勿动，则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则足以见须眉而察理矣。故导之以理，养之以清，物莫之倾，则足以定是非决嫌疑矣。”（同上）就是说，人心就象盆水一样，盆水放正，浊污自然沉淀在下，上面清澈之水就足以鉴人；如果摇晃振荡，把盆底的污浊搅动，上面的清水也会随之变得浑浊，也就不能进行鉴照了。同理，人只要接受良好的教化导引，就会象“正错而勿动”的盆水一样，自然能够明辨事理，晓得是非大义，而不会脑筋混淆、皂白不分了。

四

　　儒家在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中，尚“比德”，亦即由客体自然物的某一特征中领悟品味出某种与主体相关的美德。在这方面，荀子与儒家的祖师爷孔子是一脉相承的。在《荀子·宥坐》篇中，荀子以孔子为代言人，把水的形态、性能、功用与人的性格、意志、品德、知识能力等联系起来，指出水“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就是说，水所具有的诸如滋养万物而无私奉献，浩浩荡荡而奔流不息，奔向深谷而无所畏惧，注满低洼而必求其面平坦，保持平坦而不用“概”之类的外力作用，万物受到其洗涤而变得新鲜光洁，千回百转却一往无前向东流去等自然属性和特点，与君子的“德”、“义”、“道”、“勇”、“法”、“正”、“察”、“志”等优秀品德修养有十分相似的地方。通过以水“比德君子”，即从“水”的某些自然属性，联想到人的生活内容及其理想的人格，从而显现出自然之“水”的文化象征意义。这种“以水比德”的观念象征，是荀子“水文化”的重要特色。

五

　　在《荀子·宥坐》篇中，荀子在文章的第一段记叙了孔子师徒关于“宥坐之器”的对话，表达出他关于学习、修身等问题的认识。他写道：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一种倾斜而不易放平的器物）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顾谓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则正，满而覆，虚而欹。孔子喟然而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

　　水满则溢，月圆则缺，这是大自然中常见的现象，从这些自然现象中，先哲们悟出了深刻的人生道理：满招损，谦受益。为此，鲁国的有识之士在鲁桓公的庙中安装了“欹器”，藉此警示后人“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当孔子有感于此，发出“恶有满而不倾覆”的感叹时，弟子子路请教他有无保持“满”的状态的办法，孔子借题发挥，告诫他的学生说：“聪明圣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挹而损之之道也。”（《荀子·宥坐》）就是说，只有做到智高不显锋芒，居功而不自傲，勇武而示怯懦，富有而不夸显，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才能保持长久而不致衰败。

　　荀子的这段关于孔子观“宥坐之器”的记述，所阐发的道理是十分深刻的，至今仍闪烁着不可泯灭的真理光芒，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据记载，晋杜预和南朝的祖冲之都曾制过类似的欹器，以此教育子弟要好好学习，防止骄傲自满。毛泽东的“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名言，更与上述所讲的道理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孔子与水

　　孔子（约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是我国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教育家。他开创的儒家文化，是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中国人的文化思想和国民性格。孔子一生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其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中蕴涵有丰富的水文化因子。孔子通过对水的观察、体验和思考，或从社会、历史的层面，或从哲学思辩的角度，或从立身教化的观念出发，来阐发对水的深刻理解和认识，进而以此来把握、认识人生、社会和自然世界的规律。

一 智者乐水

　　孔子有句名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论语·雍也》)水为何被孔子这样的智者所乐呢?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水的各种自然形态——不论是波平浪静还是汹涌澎湃，不论是涓涓细流还是浩浩荡荡，不论是清水一泓还是烟波浩淼，都能让孔子这样的智者流连忘返，赏心悦目。同时，水还能洗掉人们身体和心灵的污垢，让人的身心保持一种净洁清明的状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智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朱熹《四书集注》)。就是说，水具有川流不息的“动”的特点，而“智者不惑”（《论语·子罕》），捷于应对，敏于事功，同样具有“动”的色彩，而且水的各种自然形态和功用，常常给智者认识社会、人生乃至整个物质世界以启迪和感悟。

　　关于孔子乐水的事实，在许多历史典籍中都可以找到记载。《论语·先进》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一天，孔子饶有兴致地问围坐在自己身边的几位得意弟子的志向，子路、冉有、公西华纷纷慷慨陈词，表达了自己不凡的理想和追求。惟有曾点（曾皙）与众人的志向相左：“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意思是说，当春天来了，穿上舒适的春装，相约上五六成年人，六七少年人，结伴到沂水里去游泳，然后在凉爽宜人的舞雩台上吹吹风，大家悠哉游哉地玩个痛快，之后高高兴兴地唱着歌回家。这番话显得很没有抱负，没想到却得到了夫子的赞同：“吾与点也!”意思是说我赞同曾点的想法呀!

　　从孔子师徒以上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信息：第一，曾点所描绘的这种美妙的境界，正是孔子一生孜孜追求和憧憬的大同世界的气象——天下太平，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人民过着丰衣足食、自由幸福、安祥惬意的美好生活。第二，新近大自然，与之不离不弃，融为一体，正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在孔子看来，在家乡的沂水中沐浴净身、净心，分明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乐事。尽管孔子德行高尚，被后人奉为圣人，但他同时也是个有血有肉的率真之人。而他所生活的空间，则是个礼崩乐坏、污秽纵横的社会，尘世俗务免不了要污染他的心灵，而肉体本身也会时时生出污垢，让人感到肮脏难受。于是他便常在清洁的水中沐浴，洗涤身心，让心灵一尘不染，恬静惬意，让身体洁净清爽。这是言内之意。而言外之意则是“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因而对曾点所表达的从容开朗的精神境界，孔子自然会“叹息而深许之”。

　　孔子的“乐水“，还表现在他偶尔也把失意之情寄托于水波之上——“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感慨就可说明这一点。人生在世，不如意之处十有八九。怀有大济社稷苍生宏志的孔夫子，学识渊博，道德高尚，而他所开创的儒家学说，在当时的社会确有广泛的影响，享有很高的声誉。但是，孔子的学说特别是他的政治主张却不受当时的统治者的欢迎。为了推行自己的“儒家之道”，孔子曾率领众门徒周游列国，所到之处常常与冷遇和奚落相伴——“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困于陈蔡，受屈于季氏，见辱于阳虎，戚戚然以至于死。”（《列子·杨朱》）如此悲惨的境况，不能不使孔子无数次地黯然神伤，终于不平则鸣，喊出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巨大牢骚。事实上，孔子绝不想真的隐逸在苍茫的大海中，过道家所谓的“逍遥游”生活。这牢骚话不过是老人家“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汉书·儒林传》）的无奈与感慨。尽管挫折多多，他依然汲汲奔走于列国之间，以求实现他的道德政治理想，而“不知老之将至”。不过，孔子此言却为后世仕者指示了一个基本的行为方向，即当仕途失意时，就想乘桴入海，绝弃尘缘。然而，又有几人真能做到呢？难怪唐人张说在流配钦州（今广西境内），来到南海时，会发出“乘桴入南海，海旷不可临”的感叹。看来，如果不是真心想作隐士，仕途失意之情靠大海是抹不平的。

　　关于孔子“乐水”的情况，《孟子·离娄 》说孔子“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荀子·宥坐》、《说苑·杂言》、《韩诗外传》、《孔子家语》等均有孔子回答他的学生子贡关于为什么“君子见大水必观焉”问题的记载。这些记载在具体内容上也许与事实有出入，但孔子特别喜欢水的事实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孔子的“乐水”，绝不仅仅是陶醉、流连于水的自然之趣，更主要的是通过对水的深入观察和体验，从中领略人生的真谛。也就是说，他对水的感悟和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构建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大厦为切入点。如《韩诗外传》对孔子“见大水必观焉”的原因有过一大段的解释，大意是：水滋润万物而无私，似德；所到之处给大地带来勃勃生机，似仁；由高处向低处流，舒缓湍急皆循其理，似义；奔腾向前，冲过千山万壑，似勇；有深有浅，浅可流行，深者不可测，似智。由此可见，孔子不满足于纯粹的观赏自然，而是试图沟通水之美与人类道德精神的内在联系，以探求水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并由此推衍出儒家立身处世的道理和准则。从一定程度上讲，这种对水的社会化、道德化认识，正体现了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孔子尤其重视道德教化，其创立的儒家学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主要是一种道德学说。而水这种物质世界普遍存在、人类须臾难离的物质，恰恰具有孔子阐发其道德思想的深厚底蕴。水的许多特征“似德”、“似仁”、“似义”、 “似勇” “似智”等等，确与儒家的伦理道德有着十分相近的特征，因而为孔子和儒家的“智者”、“君子”所愉悦。于是，孔子便顺理成章地把水的形态和性能与人的性格、意志、知识、道德培养等联系起来，这时，水也就成了体现孔子伦理道德体系的感性形式和观念象征，成了儒家文化的道德之水、人格之水。孔子的这种比德论的水之审美观对后世影响很大，后世许多思想家都以此来看待水之美。

　　“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顾谓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孔子喟然而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 (《荀子·宥坐》)在孔子对水满而覆的感叹中，我们分明又得到了“满招损，谦受益”的警示。

　　“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人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自取之也。’”(《孟子·离娄上》)清濯缨，浊濯足，这本是水给予人们最便利、最直接的恩惠，但孔子却从这个简单的事实中，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人生道理：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身处世，忠奸善恶、荣辱祸福主要取决于自己。

二 “逝者如斯夫”——孔子的运动观

　　奔流不息的川水不但令孔子赏之悦之，而且还引发了孔子无限的哲学情思。一次孔子站在河岸上，望着滚滚不断奔流的河水发出了“逝着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的感叹。这是孔子对消逝的时间、人事与万物，有如流水般永远留不住而引发的哲思，它既有因时光流逝、功业未成而导致的深沉感喟，又具有对时间、永恒、变化等物质运动的抽象哲学问题的沉思带来的哲学感悟。

　　从第一层面上说，的确，时光如流水一样一去不复返，青春终会老去，万事万物都将成为流水般的匆匆过客。面对短暂的人生之旅，作为天地间渺小如草芥的人又怎样度过这一生呢？“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这是雄才大略的一代枭雄曹孟德，面对飞逝的时光，发出了人生苦短、功业未成的感慨。“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李白《将尽酒》），这是一代大诗人李白诠释“逝者如斯”的又一种人生态度，饱含着悲观、消极与无奈。“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毛泽东《〈沁园春·长沙〉注》），这是毛泽东对“逝者如斯夫”的理解，表现的则是一种奋发进取、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笔者以为，这种领悟最能体现孔子的“逝者如斯夫”的本质内涵。孔子是让人们效法滔滔东流之水不舍昼夜、勇迈古今之不断前进、不断进取的精神，努力以有限的生命之水融注于无限的人生事业之河。在这方面，孔子本身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尽管怀瑾握瑜的他为了弘扬儒家之道到处碰壁，但依然如奔流的川水一样执着地、义无反顾地追求着人生的“正道”。

　　从第二个层面讲，“逝者如斯”给孔子及后人的哲学启悟是：物质运动犹如流水，是在空间进行的，而这种运动的不舍昼夜，永不停息，又是它的时间表现形式。孔子不仅朴素地认识到一切物质都处于运动中，而且以川流不息的水为喻，说明了运动与时间、空间的关系。而运动主体是流水一般客现存在的物质，这种物质的运动，是自然而然的，一切由物质的天性决定。

　　李泽厚先生认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话，表达了孔子对生的执着，对存在的领悟和对生成的感受。孔子没有去追求超越时间的永恒，而是把永恒和超越放在当下既得的时间中，置于当时的政教伦常和构建社会秩序的目标下。一切都在流变，“不变的一”即永恒的本体就是这个流变着的物质世界本身（见《美的历程》）。在这种哲学背景下，孔子运动观中倾注了浓厚的社会和人生情感，并在这种情感的支配下去瞭望、了悟和发现自然与人类社会的规律，形成了进化论鲜明的思想。

　　关于自然的进化，孔子提出了许多观点，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就是说，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更替，昼夜旦暮的转移、万物的生生不息，新陈代谢，这些都是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进行的，而不是“天”的意志和安排。再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迅雷风烈必变”(《论语·乡党》)，“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等，都是从运动的角度论述自然的变化状态。在孔子眼里，自然世界上到日月星辰，下到草木燕雀诸物，都处在运动之中。

　　关于人类的进化，孔子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前进的，社会制度也处于不断变革之中。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夏礼”、“殷礼”、“周礼”，都是指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在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中，既有继承性，又有损益和发展。孔子的这种“百代可知”的历史损益论，指出了历史的运动是前进的、发展的运动。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的兴衰更替，充分证明了孔子这种历史发展观点是十分正确的。就人类本身而言，孔子也充分肯定其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他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也。”(《论语·子罕》)孔子还现身说法，从他本人的经历和人生经验肯定人的发展和变化，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三 “中庸”思想的形成主要来自先民治水的启示

　　“中庸”是孔子综合自然、人类社会历史和现实经验提出的一种择优方法论的概念。它是辩证法与系统论思想的原初形态。孔子认为，“中庸”是处理问题最好的方法，所以盛赞“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所谓“中”，指“允执厥中”(《论语·尧曰》)，即“正道”公允，其反面是“过”和“不及”，二者都是走极端的邪道。“庸”即常，常道，指规律。“中庸”，指办事要“时中”，通俗地说，就是要切合时宜，把握分寸，实事求是地选择能够中道的好办法和解决问题的好途径。孔子以“中庸”为处世要旨，强调人们在思考判断问题时要“执中”。后世儒士奉中庸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圭臬。

　　那么，中庸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呢?一方面，是水的自然形态给孔子以直接的启发。“中”者，水流之中线也。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中庸”思想的形成，与古代先民对治理水患的经验教训总结与认识紧密联系。在上古时期，最紧迫的社会问题之一是同洪水作斗争。洪水，是古代先民的天敌，治理水患，是中国的一大历史特点，传说中女娲积炉灰止淫水的故事，表明了我国从母系社会开始就同洪水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到了唐尧虞舜时代，中国依然是“洪水滔天”。为了解救人民的苦难，尧命鲧治水。鲧一味采用“堙”(土挡、堵塞)的办法，“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不仅没有平治水患，反而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鲧死后，禹继承了鲧的治水事业，并吸取鲧治水失败的教训，改用以疏导为主的办法，带领人民经过十三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引导洪水顺低地、河流而注之海，平定了千百年来的洪水灾害。到了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堤防已普遍存在，且已成为人们与洪水斗争的主要手段。有了堤防，遏制洪水的主动性大大增强了。由治水过程中鲧的“堙”，到大禹的“疏”，再到春秋时“堤”的大量出现，标志着治水理论和技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堤”也是“堙”，但堤防的“堙”与鲧采用的“堙”有质的区别，是从单纯消极的防洪进入到积极防洪的飞跃。同时，“疏”与“堙”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采用哪种治水方法为主，要因时、因地制宜。治水理论和实践中呈现出的“堙——疏——堤”的辩证发展过程，给孔子的理论思考以极大的启迪，使他深刻认识到：人类要去征服和改造自然，必须优选、探索成功的正道。这就为“中庸”方法论的出台开拓了道路。另外，历史上周厉王采取堵塞民口的“弥谤”政策，导致于无声处起惊雷，国人暴动的事实，使孔子和许多有识之士从中得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流尚不可塞，民口岂能去堵的警示。加之孔子所处的观念社会中，“有为”与“无为”的激烈思想斗争，以及孔子教学实践中的体会等，孔子金声而玉振之，将其集中起来，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从而提出了“中庸”的思想。

　　另外，在《论语》中，孔子多次赞颂大禹治水为民造福的伟大历史功绩，缅怀他“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一心扑在治水事业上的奋斗和奉献精神，并奉大禹为“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的仁人、圣人。这一方面表达出孔子对大禹那样的英雄圣王的崇敬，也说明孔子已从思想上把除水害、兴水利的治水活动视为治国安邦的大事。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在孔子许多文化思想的产生过程中，水无疑给了他许多深刻的启示和感悟。不论是自然之水的形态、性质和功能，还是古代先民治水的伟大实践，都为孔子的理论思考和创造提供了宝贵的营养和源泉，也大大充实和丰富了他的文化思想。

●孟子与水

　　孟子（约公元前390年—前305年），名轲，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的主要继承者。作为亚圣，孟子不仅继承、弘扬了孔子的儒家之道，而且多有深化和发展。或是受孔子的影响，或是孟子本人对生命之源的水怀有特殊而深厚的感情，孟子对水的观察、思考和由水而感悟人生、阐发事理的程度毫不逊于孔子，他把儒家的“文化之水”推向了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