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管子》的上述观点，与人和世界万物是上帝创造的唯心论是针锋相对的。

二

　　和先秦前后的许多思想家一样，《管子》的作者也热衷于以自然之水的品性和功用比附于“道”或君子之德。似乎是受道家鼻祖老子的影响，《管子》也极力推崇水，盛赞水是“具材”（材美兼备），是“神”，要求人们取法于水。《水地篇》说：“水，具材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洒人之恶，仁也。视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概，至满而止，正也。唯无不流，至平而止，义也。人皆赴高，己独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为都居。”这段话主要意思是说：水是既具备材又具备美的。水柔软而清澈，能洗去人身上的污秽，这是水的仁德。水看起来是黑色的，其实是白色的，这是水的诚实。计量水不必用“概”（刮平斗斛的器具），流到平衡就停止了，这是水的道义。人都愿往高处走，水独流向低处流，这是水的谦卑。谦卑是“道”寄寓的地方，是王天下的器量，而水就聚集在那里。这里，《管子》依据水的不同功能和属性，以德赋之，唱了一曲水之美的赞歌，实与老子“上善若水”和儒者“以水比于君子之德”的观念一脉相承。尤其是“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为都居”的言论，分明是道家水性哲学的体现。这里，《管子》通过盛赞水具有的“仁德”、“诚实”、“道义”、“谦卑”等优良品德，主旨是规劝人们要向水学习，效法水的无私善行，从而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

三

　　治理国家是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似乎与水不太搭界。但我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往往能从水性和治水活动中得到治国安邦的启发，并升华为治国安邦的思想。《管子》在以水喻政方面多有精辟的阐述。

　　《牧民篇》指出：“下令于流水之原（源），使居于不争之官（职业）；……下令于流水之原，令顺民心也。……令顺民心，则威令行。”用水自源头顺流而下、自然而然的形态，说明颁布实施政令应顺应民心、易于推行的道理。

　　《管子》认为，治国治民必须要掌握好七条基本原则，其中用好“决塞”之术是重要的一条。何谓“决塞”，《七法篇》说：“予夺也、险易也、利害也、难易也、开闭也、杀生也，谓之决塞。”对于“决塞”的含义，《君臣篇下》做出了如是解释：“民迂则流之，民流通则迂之。决之则行，塞之则止。”就是说，百姓过于封闭就要去疏导，过于流通就要去封闭，就如同流水一样，开坝使之流，堵塞使之止。《七法篇》又说：“不明于决塞，而趋众移民，犹使水逆流。”《管子》受水有利有害、能行能止、能上能下等特性的启示，在治国治民上制定了一些处理矛盾对立统一的策略。如“治人如治水潦……居身论道行理，则臣服教”（《七法篇》）；“天下道其道则至，不道其道则不至也。夫水波而上，尽其摇而复下，其势固然也”（《君臣篇下》）。

四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此，《管子》有深刻的认识。《水地篇》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即认为水不但是孕育生命万物的根基，也是产生美与丑、贤良与不肖、愚蠢与俊秀的基础条件，即人的形貌、性格、品德、习俗等都与水密切相关。为了充分论证自己的上述观点，作者还通过对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河流和水质情况与国民的体貌、性情、道德等对照起来，指出：“夫齐之水遒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而果敢。越之水浊重而自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晋之水枯旱而浑，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简易而好正。”作者具体论述了齐、楚、越、秦、晋、燕、宋各国水质的差异对当地百姓品貌习性产生的巨大影响。尽管上述评说与事实未必完全相符，甚至渗杂着一些个人情感的因素（如战国诸子对宋人常有微词，而该文“独赞楚而美宋”），不免失之偏颇，但其阐述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造就一方人”的道理是不容置疑的。

　　可能是受《管子》的影响或者与《管子》“英雄所见略同”，在《吕氏春秋》、《淮南子·地形训》、《汉书·地理志》以及《世说新语·言语》、《水经注》等典籍中，都有与《管子》类似的言论。如《吕氏春秋》说：“轻水多秃与瘿人，重水多尰与躄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幸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多尩与伛人。”《世说新语·言语篇》载：“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而贞。’孙云：‘其山嶵巍以嵯峨，其水 渫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认为山水的特色可以决定一方人的性格，平坦而水清的地方，人的品性简淡清洁，而山高水急的地方，人往往具有磊落不凡的英气。这样的分类虽不一定科学，确也道出了山水感召和影响人类的客观现象。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也认为水对人的气质、情操、心态等有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他曾有这样的描绘：“巨洋水自朱虚北入临朐县，熏冶水注之，水出西溪，……斯地盖古冶官所在，故水权称焉。水色澄明，而清冷特异。渊无潜石，浅镂沙文。中有古坛，参差相对，后人微加功饰，以为嬉游之处。南北邃岸凌空，疏木交合。……至若炎夏火流，闲居倦想，提琴命友，嬉娱永日，桂笋寻波，轻林委浪。琴歌既洽，欢情亦畅，是焉栖寄，实可凭衿。”这段文字无非是说，澄明水质、清冷渊流可对士人闲适柔静的风度产生不小的影响。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则把前人的认识用“物华天宝、地杰人灵”八个字加以概括，可谓言简意赅。事实上，人们生活的环境因地理、气候的关系，造成了水的多寡和时空分布的不同；同时水对处于不同环境的人们所给予的恩泽与灾难也是不同的，在客观条件的制约下，必然造成不同生活环境的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也必然导致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习俗和价值文化观念。我国古代逐渐形成的邹鲁文化、齐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以及世界上出现的内陆农业文化、海洋文化、炎土文化等类型，都有力地说明了不同的地理环境特别是水环境对人们习性和文化类型的影响是巨大的。

　　尽管人们习性的形成受地理环境的直接影响，但绝不能夸大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而忽视社会其他因素的影响意义。对于这一点，《管子》的作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甚至把“水”对人性的影响推入了极端：“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民心正则欲不污，民心易则行无邪。是以圣人之治于世也，不告人也，不户说也，其枢在水。”（《水地篇》）这无疑陷入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之中，因而走向了绝对。

　　与管子同持此观点的人颇多，除中国的以外，近代西方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称：“气候的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异常炎热的气候有损于人的力量和精神，居住在炎热天气下的民族秉性懦怯，必然引导他们落到奴隶的地位。而寒冷的气候则赋予人们的精神和肉体以某种力量，这种力量和勇气使他们能够从事持续的、艰难的、伟大的和勇敢的行为，使他们保持住自由的状态。”这些言论无疑与《管子》的认识有不谋而合之处。可见，具有唯物倾向、直观片面认识水土环境与历史文化之间关系的思想，是源远流长、古今东西相映的。因此，从历史的观点看，我们不能苛求《管子》的作者。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地理环境对人性有重大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在古代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远比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今天大得多。但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不是无限制的，特别是当今信息化社会中，由于科技的日益发达，交通工具的先进便捷，使人们的交往、流动十分频繁，客观上大大弱化了传统的地域文化的影响力。因此，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把握对人类文化影响的各种因素，以免陷入各种极端之中。

五

　　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寻找良好的自然环境作为自己安居乐业的处所一直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事实上，从很早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已懂得选择“风水宝地”作为栖息之所的重要性。因此，在数千年的进化过程中，“风水”（尽管其中含有不少迷信的成份）也就成为中国人追求理想生存环境的代名词。不言而喻，不但人类的生存、生产、生活环境离不开水，而且优美的自然环境更是不能没有水，水在“风水”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故有“风水之法，得水为上”的说法。在中国古代出现的大地有机说中，始终把水看作是大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管子》中亦有精到的见识：“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血对于人体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那么水对大地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自明了。这就是风水中所说的“得水为上”的要旨所在。

　　基于以上的认识，《管子》中明显地表现出关于追求理想生存条件的“环境选择”的思想。《度地篇》指出：“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向）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泻），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意思是说，圣人选择建设京都之处，必定是地势平缓、水地肥沃、物产富饶的地方，且背靠着山，左右有大的江河或湖泽，城内筑成沟渠网络来排泻污沥之水，并导入大的江河而排泻出去。这样才有利于人类万物的生存。《乘马篇》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就是说，凡是建立大小城市，不在大山的脚下，也要在大河的旁边。建在高地的，不能靠近干旱地区，要有充足的水源；建在低地的，不能靠近涝洼地，以省去建筑排水沟堤的花费。

　　城市是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产物，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而城市的诞生和发展又与水息息相关。《管子》上述关于城市选址的论述，是古人关于生存“环境选择”经验的概括，也十分明显地体现出中华民族崇尚“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环境和谐之美好生存环境的理想，闪烁着人类文明和智慧的灵光。纵观华夏民族历史，我们的祖先在很早的时候就已逐渐意识到选择良好的自然环境对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作用。所以，无论是半坡时期的聚落，还是殷商时期的城邑，乃至后来的城镇，大多建在依山傍水的地方。此种选址的生态学价值是：靠山或背坡，冬可以挡风，夏可以纳凉，而且给人以稳固安全之感，同时可以兼顾防洪的需要；靠水，更是人类聚居的必备条件，因为接近水源，一方面可以为人类生活和交往提供方便，另一方面水还可以造就清雅宜人、生气勃勃的理想生态环境。由此观之，《管子》中提出的关于选址建城的思想，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实用价值和哲学意义。它提醒今人：在城市选址、规划和建设中，必须重视防洪、供水和水环境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管子）一书还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治水思想。鉴于其内容较多且专业性较强，本文暂且割爱，拟撰专文详细论述。　（注：本文成稿于1998年4月，修订于200年2月）

　　主要参考文献：

　　　　1、《管子全译》，谢洗范、朱迎平译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刘沛林著，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庄子与水

　　庄子（约公元前369年~公元前286年），名周，战国中期宋国（今河南省商丘县）人。他是继老子之后道家最主要的代表，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更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位奇才和巨人。庄子的文化思想，主要保存在《庄子》一书中。《庄子》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颗明珠，同时也是中国古典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庄子和老子一样，也喜欢从水中感悟和阐发其深邃的“道”理，但二者的思维方法和运用方式大不相同。老子以水论“道”，大多直抒胸臆，是直截了当的断语；庄子则不然，他往往通过编织奇特的水的寓言故事，来阐发深刻、抽象的哲学道理，其说理方式之奇特、想象之奇幻、运思之深邃、语言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

一

　　思想自由开放的先秦时期，是华夏民族大觉醒的时代，人文思想涌动，各种思想观念奔腾激荡，形成了百家争鸣、绚丽缤纷的文化局面。以老庄为代表的先秦道家文化，因较少受到传统思想的羁绊，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开放性。尤其是集中体现庄子学说的《庄子》一书，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文体文风，都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风格。这种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庄子“逍遥游”的人生思想中。

　　《逍遥游》是《庄子》一书的首篇，也是表达庄子哲学思想的代表作。“逍遥游”是庄子人生哲学的最高境界，也是庄子哲学有别于老子哲学最根本的标志。《逍遥游》篇的主旨是说一个人应当突破尘世中的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等种种“身外之物”的束缚，使自己的精神作无挂无碍、无我无物的“逍遥”之游。庄子的“逍遥游”所游之处在哪里呢?所谓“六极”之外、“尘垢”之外、“四海”之外、“无何有之乡”，但这些不过是想象中的虚静世界。由此可见，庄子的“逍遥游”其实是一种超越现实的局限性，摆脱名缰利索、道德是非、逻辑理智束缚的一种优游自在、徜徉自得的心境。故庄子的“逍遥游”也叫作“游心”，它不是肉体的飞升，而是精神的逍遥。

　　为了表达其博大无碍而与物冥合的精神境界和人生态度，庄子在《逍遥游》的开篇写道：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徒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出手就气吞万里，然而构成它想象的物质基础则是大水——“北冥”。庄子没有说北冥有多大，但既然一条鱼就“不知其几千里”，水面之浩大是不难想象的。在庄子的笔下，鲲是一条生活在北海、硕大无比的大鱼；鹏就是由鲲而变成的一只巨鸟，与鲲一样，鹏也是个宠然大物，“背若太（泰）山，翼若垂天之云”（《逍遥游》）鲲鹏活动的世界是一个广阔无边的世界。这里，大鹏就是不为外物所蒙蔽、束缚的自由灵魂的象征。为了衬托出鲲鹏挥洒自如的逍遥游理想，庄子以天地间最大的物象——大海和天空为鲲鹏的活动空间。因为只有大海和天空，才能衬托出鲲之巨和鲲化为鹏（象征至人的精神或灵魂）的伟岸庞大，才能表现出大鹏“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九万里”磅礴气势。庄子借《逍遥游》表达了一种大解放大自由的精神境界和独特的人生态度，即人的活动只有从自我为中心的局限性中超拔出来，摆脱功名利禄等俗物的束缚，才能使精神或灵魂感验到鲲鹏所置身的辽阔无比的世界，从而达到超越现实的逍遥游境界。

　　如何做到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呢? 庄子教给我们的办法是“忘”（类似的还有“外”、“丧”、“遗”、“黜”、“无”等）。在庄子看来，“忘”是“游”的必要条件，没有“忘”就不能展开“游”的翅膀。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大宗师》）

　　“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同上）

　　这里，庄子以鱼在水中畅游来比况人在“道”中。江湖浩瀚，鱼在其中优哉游哉，彼此相忘，恩断情绝。一旦泉源断绝，河湖干涸，鱼儿们在陆地上共渡危难，共图生存，只好吐沫相濡，呵气相湿，互相亲附，但比之在江湖中逍遥自在的生活，真是天壤之别。“鱼相忘乎江湖”，就超越了失水的局限性。由物及人，同样，人只有彻底摆脱对有限现实的依托（即庄子所说的“有待”），才能外忘于现实的期待和羁绊（“无待”），遨游于无限的自由天地之中，优游自在，无牵无挂，一任自然。这就是逍遥游的境界。

　　人对水有着天生的偏爱，水中之游确实充满了无穷的快意，而庄子更喜欢从游水中体悟他的逍遥游的境界。除了“鱼相忘于江湖”这一极为深刻的寓言以外，庄子还在《达生》篇中给我们讲述了“津人操舟若神”和“吕梁丈人在急流中畅游”的寓言故事。

　　“颜渊问仲尼曰：吾尝济乎觞深之渊，津人操舟若神。吾问焉，曰：操舟可学邪？……仲尼曰：可。善游者数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尝见舟而便操之，彼视渊若陵，视舟之覆犹其车却也。”

　　“孔子观于吕梁，县（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见一丈夫游之，以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并流而拯之。数百步而出，披发行歌而游于塘下。孔子从而问焉：……蹈水有道乎？曰：吾无道。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与齐俱入，与汩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所以蹈水也。……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在第一则寓言中，庄子从游泳中感悟出了人生逍遥游的道理——“善游者数能，忘水也”，即从实践中能够达到熟能生巧、由技入道的自由境界。而这种境界的获得，其前提是“忘水”，即必须超越现实环境和技术的束缚，习而成性，无所顾忌，自由挥洒。在第二则寓言故事中，庄子看到，吕梁丈人之所以能在“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的急流中畅游无碍，是因为自己与水已浑为一体，水已成为自己“故”（习惯）、“性”（本性）、“命”（生命）的一部分，达到了“与天为一”、与自然浑然一体、“不知所以然而然”的境界。这种境界即“道”的境界，也就是逍遥游的境界。

二

　　庄子之“道”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无限、至大。庄子喜言大，庄子善言大。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庄子看到在现实社会中，人世间的芸芸众生往往被拘于俗事之中，见小而不见大；另一方面，至大的事物如浩淼的大海，有广阔无穷的挥洒空间，这种“大”更接近于庄子之“道”超越现实局限、恣意逍遥的特性。《逍遥游》篇中的北冥、天池以及巨鲲、大鹏，都是庄子哲学中至大的象征——由巨鲲潜藏的北冥，到大鹏展翅高空而飞往的天池，拉开了一个无穷开放的空间系统，创造出了一个广阔无边的大世界。事实上，在庄子的笔下，江河湖海尤其是大海常常是庄子用来表现至大的物象。“夫道，渊乎其居也。……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天地》）这里，庄子以深广无际的大海（水）比况“道”（这和老子喻“道”有一脉相承之处），让人们感受到“道”的渊深和博大。大海覆盖了地球表面的十分之七，是地球上最大的物象；大海既博大精深，又包罗万象，惟有大海，才更能体现老庄之“道”的无限和绝对。

　　在《秋水》篇中，庄子精心编制的关于水的寓言故事，更是把庄子之“道”的深邃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旋其面目，望洋向若（北海神）而叹曰：……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这里，庄子拿具体、单个的河水与“不见水端”的北海之水相比，分明是有限的现实和无限的“道”的精妙比况。河伯作为大河之神，看到的自己浩荡东流的伟大样子，感到十分得意，以为天下之水都不能和自己相媲美；当他看到浩淼无垠的大海时，才发现自己原来是那样的渺小。的确，“天下之大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秋水》）万川之水受陆地上旱涝条件的限制，有盈有枯；而大海却“春秋不变，水旱不知”，超越了时空、因果、条件等各个方面，表现为永恒、不变、无限、绝对，这不正是庄子之“道”真切内涵吗！正如庄子本人所言，“道”是“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齐物论》）。

　　《秋水》篇中，还有一则著名的“井中之龟”的故事，同样深刻地表达了无限之“道”与有限事物的差别。井中之龟认为自己“擅一壑之水”，有无穷的美和快乐，他甚至请来东海之鳖来欣赏他在井中的惬意生活，但“东海之鳖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絷矣”，只好“逡巡而却”。于是海龟便把大海的壮观情形告诉给了井龟：

　　“夫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禹之时十年九潦，而水未加益；汤之时八年七旱，而崖不为加损。夫不为顷久推移，不以多少进退，此亦东海之大乐也。于是陷阱之龟闻之，适适然惊，规规然自失也。”

　　井中之龟与河伯心态惊人一致，都是局限于小而未见于大，自然也会见笑于大方之家。对此，庄子还以北海神为代言人，为我们分析了井中之龟之所以坐井观天的原因——“井龟不可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就是说，因受时空等条件的限制，才没看到自己的渺小。由物及人，这则寓言告诫我们，人往往由于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和礼教的束缚（“拘于虚”、“笃于时”、“束于教”），打不开心量，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而只有打破心胸被俗事的囚禁，超越时空的局限和自身的局限放眼认识身外广阔的世界，才不会象河伯、井龟那样坐井观天，自以为是；也只有以开放的心灵去认识世界，才会超凡脱俗，进入超拔高远的境界。

　　推及当今社会，如果做进一步的联想，我们发现庄子所讲的“河伯见大海”和“井中之龟”的故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望洋兴叹”、“见笑大方”早以成为人们熟知的成语。“望洋兴叹”的现代意义一般是指人们在达不到某一目标而发出的无可奈何的感叹。而它的原始意义是指“以天下之美尽在己”的河伯，面对广阔无垠的大海发出的羞愧不及和赞美不已的感叹，体现出的是一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般的惊奇。如果把这个成语中的“洋”字理解为近代文化意义上的“洋”，并用“望洋兴叹”去形容近代中国人的一般心态，应该是比较贴切的。当妄自尊大的天朝大国抵挡不住西洋人船坚炮利的时候，中华民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才开始睁眼看世界。今天，如果我们不打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恐怕我们更要“见笑于大方之家”了。

三

　　老庄为我们设计的“道”是恍惚无形的，是感官所不能感知的。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体道，庄子不但给我们讲了不少生动、形象的水的寓言故事，同时还教给了我们一个直观识“道”的办法——静观法。“水静犹明”，于是庄子又信手拿止水来作比喻，让我们来体会“道”的真谛：

　　“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休则虚，虚则实，实则备矣。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天道》）

　　“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天行，此养神之道也。”（《刻意》）

　　“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为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荡也。”（《德充符》）

　　水静则平，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水性特点。但慧眼独具的庄子却发现了静水与体道须有“虚静”心之间的契合点：水之平、静、明，都是静止而非流动造成的，这正与道家“无为”的思想相一致，与庄子所推崇的“虚静、恬淡、寂寞、无为”的人格修养相一致。“圣人休焉”，也就是圣人之心就象绝对静止的死水一般，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影响，其内心也没有任何波动。达到这种无忧无虑无为的心境，这也就接近“道”了。同时庄子还以静水善鉴万物的自然现象，譬喻心静则可以察天地之精微，镜万物之玄妙；而水动则泥沙俱起，浑浊浮动，如人心之物欲充斥，杂念横生，心浮气躁，当然无法洞鉴宇宙之奥秒、人生之真谛，此所谓“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大宗师》）。庄子的止水静观之喻与老子的“涤除玄鉴”（《老子·十一章》）以及佛禅强调的“心如明镜台”有异曲同工之妙。庄子要人们效法静水，时刻保持人性安静，从而以一种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的心态认识和对待万事万物。否则，如果被世俗社会的功名利禄等物欲所困扰，就会象动水引起的浑浊一样，失却晶莹剔透之心灵，也就不能以虚静自然之心来感应宇宙天地的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