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
在我国文学史上，唐诗是封建社会诗歌发展的高峰。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伟大的诗人，李白、杜甫以后，白居易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他的作品，不仅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也是世界文学的宝贵财富。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自号香山居士。太原是他的郡望，从他曾祖白温开始迁居到下邽（今陕西渭南），所以白居易有时自称太原人，实际上是下邽人。他的祖父白鍠、外祖父陈润都是诗人，父亲白季庚也是明经出身，做过许多任地方官，很有政绩。白居易生长在这样一个以文学著称的小官僚家庭中，从幼年起就受到良好的文学教养，为他后来的诗歌创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唐王朝自安、史乱后，中央政权日渐削弱，藩镇拥兵割据，对抗朝廷。宦官掌握禁军（神策军）大权，专横贪暴，无恶不作，皇帝的废立，多出于其手。再加上封建官僚之间剧烈的派系斗争（著名的如牛僧儒和李德裕的党争），政治异常黑暗。统治阶级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更加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土地愈益集中，生产力被严重破坏，阶级矛盾更尖锐化。就在这样的时代里，诗人白居易度过了他的一生。他十几岁时，由于朱呲、李希烈等作乱，曾到徐州、越中等处避难。年纪稍长，父亲白季庚去世，家境衰落，生活更加贫困，迫使他南北奔走，愁于衣食，“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于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苦乏衣食资，远为江海游。光阴坐迟暮，乡国行阻修。身病向鄱阳，家贫寄徐州”（《将之饶州江浦夜泊》），在这些诗句中，蕴藏着诗人的无限辛酸，也表现出诗人对于当时人民生活痛苦有着深切的感受，因而与受苦难的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有共通之处，奠定了他以后在政治上和诗歌创作上关怀人民疾苦的思想基础。
贞元十六年（800）二月，在中书舍人高郢的主试下，白居易考取第四名进士。贞元十八年（802）冬天，白居易应吏部试，第二年春天与元稹以书判拔萃同登科，同授秘书省校书郎，两人成了最亲密的朋友。校书郎任期满后，白居易又与元稹一起应制举，他们在长安华阳观闭户累月，写出了《策林》七十五道，表达了改造社会和进步政治见解，最早提出了诗歌以反映人民疾苦和补察时政为职责的现实主义理论。制举登科后，白居易被任命为盩厔县尉，他更多地了解人民被重重赋税残酷剥削的惨状，写了很多揭露封建统治者和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如《观刈麦》、《宿紫阁山北村》等诗。同时他也为自己担任皇帝的差科头（县尉）而感到十分痛苦，“臣近为畿尉，曾领和籴之司，亲自鞭打，所不忍睹。”（《论和籴状》），就是这种矛盾心情的真实写照。他的为人传诵的名篇《长恨歌》也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
元和二年（807）秋天，白居易被召回长安，自集贤校理充翰林学士。第二年四月改授左拾遗，仍充翰林学士。中唐以后的翰林学士是替皇帝草拟机构文件的差使，地位非常重要，后来的宰相多半由其中提拔，所以又称“内相”。左拾遗是谏官，白居易在任谏官的三年中，屡次上奏章请革除弊政，勇于向腐朽的恶势力作斗争，得罪了宦官与以李吉甫为代表和宦官相勾结的旧官僚集团，他为了反对宦官吐承璀做统帅，甚至当面指摘了皇帝，因此为宦官和旧官僚集团把切齿痛恨。但诗人并不顾忌这些，他除了上为民请命之外，还以他的诗歌作政治斗争的武器，他的“惟歌生民病”的辉煌组诗《奏中吟》和《新乐府》就这一时期创作的。
元和九年（814）冬，白居易任太子左赞善大夫。第二年（815）六月，宰相武元衡被刺身死，御史中丞裴度受伤，白居易上书奏论，主张捕贼雪耻，引起了旧官僚集团的不满，以越职言事之罪贬为江州司马。在江州时期，他写成了与《长恨歌》齐名的不朽之作《琵琶行》和诗歌理论名篇《与元九书》。直到他的好友崔群出任宰相，白居易才于元和十三年底由江州司马除授忠州刺史。
贬官和远离京都的寂寞生活，使白居易的精神生活非常苦闷，壮志逐渐消磨。元和十五年（820）)正月，宪宗暴卒，穆宗即位。这年夏天，白居易被召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1〕，接着又改授主客郎中、知制诰。但是重返京城，并没有给白居易带来欢乐，君王昏庸，朝政日非，权贵们互相倾轧，使他感到“宦途气味已谙尽”，不愿卷入毫无意义的党争，便请求外任。长庆二年（822）七月，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在杭州及以后任苏州刺史期间，白居易在自己职责范围内实现了“恤隐安疲民”（《初下汉江舟中作寄两省给舍》）的愿望，他兴修水利，引湖水灌田，替人民做了很多好事，深受苏杭人民的爱戴。他罢杭州刺史时所作《别州民》诗，倾吐了诗人对人民的深厚感情：“税重多贫民，农饥足旱田，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仕宦的不得意，生活的清闲，使白居易更能致力于诗歌创作，不论是在长安任职或是任外官期间，他和朋友们的唱和是十分频繁的。他一生中结识了很多朋友，大多是当时著名的诗人、文学家、政治家，如韩愈、张籍、王建、杨巨源、徐凝、李绅、牛僧孺、杜元颖、钱徽、严休复、裴度、韦处厚、崔群、杨虞卿、杨嗣复、令狐楚、贾□、舒元舆、郭行余、李建、元宗简、崔玄亮、李宗闵、李谅、沈传师等。他与牛僧孺、李德裕两党的人物都有友谊关系，虽和牛党关系较密切。但并没有卷入党争中去。早在任盩厔盩厔尉时，就结识了著名的唐传奇作家陈鸿，陈鸿为他写了《长恨歌传》，成为与《长恨歌》并传不可分割的共同体。元稹是白居易早年往来最亲密的朋友，历来有“元白”之称，而白居易晚年关系最密切的朋友是刘禹锡，又被称为“刘白”。宝历二年（826）初冬，白居易离苏州回洛阳，途中与刘禹锡在扬州见面时有《醉赠刘二十八使君》诗，刘禹锡也有《醉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诗，诗中表现了两人情感极其深挚的友谊。但实际上刘、白两人在扬州并非初次见面，刘禹锡有《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诗，约作于元和三年至六年间，可知他们这时已有往来。又据元稹元和十年春在蓝桥驿所作《留呈梦得子厚致用》诗，则刘禹锡自朗州召回与元稹同返长安，必有与白居易见面的可能。白居易另有首《初见刘二十八郎中有感》诗，作于大和五年冬（见那波道圆本《白集》卷五七），编在《醉赠刘二十八使君》诗之后，题中也称为“初见”，这里“初逢”和“初见”都是久别初逢的意思，并非专指初次见面。又从白居易永贞元年所作《为人上宰相（韦执谊）书》、《寄隐者》诗，以及在《论承璀职名状》中攻击策划永贞事变的宦官集团首领俱文珍一事，足以证明他是永贞革新政治集团的同情者，在这一点上，与永贞事变的牺牲者刘禹锡有着共通的思想感情，也许是他们两人晚年成为密友的原因之一。
白居易罢任苏州刺史回洛阳后，不久由于宰相裴度和韦处厚的推荐，相继出任秘书监及刑部侍郎。但他至长安任职后，党争愈演愈烈，宦途更加险恶，使这位从来不与宦官妥协的诗人深感：“人间祸福实难料，世上风波老不禁，万一差池似前事，又应追悔不抽簪。”（《戊申岁暮咏怀三首》之三）他对实现“兼济”不再存任何幻想，便下决心于大和三年春辞去刑部侍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名义回到洛阳。以后又做一任河南尹，最后的官职是太子少傅分司东都，会昌元年春以百日长告假满而停职。到了会昌二年才以刑部尚书致仕，领取半俸〔2〕。此时他已“我心与世两相忘，时事虽闻如不闻。”（《诏下》），实际上他是不能真的“与世相忘”的，就在这样极端苦闷的心情中度过了他寂寞的晚年。会昌六年（846）八月，我们伟大的诗人离开了人间，葬于洛阳龙门山。
白居易的诗歌，由于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当时不论在国内和国外都广为流传〔3〕。据说鸡林国的宰相搜求白居易的诗歌，竟以一百金换一篇。日本平安朝诗歌发展，也是受到白居易的直接影响。今天，白居易已成为世界上的著名诗人之一，他的诗歌甚至已被翻译成各种外文，在各国人民中间享有盛誉。他的不朽作品和诗歌创作理论，无论在世界文学史或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都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
二、诗歌艺术
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毫无疑问，反映现实的诗歌是他全部作品中的主流和杰出的部分，可是只谈这些却不能概括他的作品的全貌。他的诗歌流传到现在约有近三千首之多，从创作数量来说，在唐代诗人中是首屈一指的，其中包含“讽谕”诗和“闲适”诗两大部分。
白居易的思想是儒、道、佛三家的混合产物，他中年曾惑于道家的丹药，后来又皈依于佛教〔4〕，虽然各个时期的表现不同，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思想在他身上始终占主导地位。他自己解释说：“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与元九书》）他早期作品中“志在兼济”的讽谕诗是主要的一面，后期作品中“行在独善”的闲适诗占主要的一面，当然他前期也写有闲适诗，后期也写有近于讽谕的诗，但对当时所起的作用不大，仅居次要地位。
盛唐是唐代诗歌的黄金时代，但天宝以后逐渐出现程式化的倾向，“诗到元和体变新”（《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至白居易、元稹时代，才又突破樊篱，形成大变。白居易在继承上，虽然吸收了如陶潜、韦应物的所谓“闲适”的一面，另外又继承了如陈子昂、杜甫等旨要“讽谕”的一面，但他并不是纯粹蹈袭前人的老路，确实做到了能变能新，开创了所谓“元和体”，使当时的诗坛继承盛唐而再盛，出现了又一个新的局面。
如前所述，白居易的诗歌成就，是和他的生活经历以及他生活着的那个时代分不开的。他的诗歌创作是他的文学理论的实践，“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他主张用这个尺度去衡量历代的诗人和作品，并总结了自《诗经》以来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经验，强调了诗歌的战斗作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认为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为现实而作，用来“补察时政”、“泄导人精”（《与元九书》），使它成为一种改造社会的工具和武器，决不能为艺术而艺术。他对于六朝梁、陈以来“嘲风雪，弄花草”，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诗风给予严厉的批判，把《诗经》、汉魏乐府民歌、陈子昂、杜甫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提到正宗的地位，其中特别推崇杜甫，对于他的《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等诗篇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诗句，则大为赞扬。“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新制布裘》），他早年从民间刚登上政治舞台不久，就发扬儒家“兼济”的精神，要求实行“仁政”，不畏强暴，写成了《秦中吟》、《新乐府》和其他“讽谕诗”的名篇，如讽刺横征急敛、贪污强暴的《重赋》、《杜陵叟》、《黑潭龙》、《卖炭翁》、《宿紫阁山北村》等。他极端沉痛地倾吐了郁积在人民心中的愤怒道：“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重赋》）又运用同样的手法控诉了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将它比喻成吃人的野兽：“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宿紫阁山北村》诗写神策军人的强暴，《卖炭翁》写“宫市”白望的扰民，都非常形象化，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又如“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轻肥》）、“朱门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歌舞》）、“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歌舞》），把豪门贵族荒淫无耻的生活，和江南大旱人食人、阌乡农民欠赋被囚冻死的惨状，作了鲜明的对比，艺术感染力量非常强烈。此外还有反对穷兵黩武的侵略战争的《新丰折臂翁》，反映封建社会妇女受迫害的《上阳白发人》、《陵园妄》、《母别子》、《议婚》、《井底引银瓶》等，劝戒奢侈浪费的《红线毯》、《牡丹芳》、《买花》等都是他的杰出的现实主义名篇，不胜列举。总之，他运用了变化万端的比喻手法，塑造了各种生动真实的受害者的艺术形象，揭露和抨击了封建统治者的暴政和不合理现象，都是他的诗歌创作的辉煌成就。
白居易诗歌的艺术特点是“用语流便”〔5〕，平易近人。他善于学习和运用民间语言入诗，音韵优美，便于歌诵，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因此当时“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但他对民间文学和民间口语绝非死板的摹仿，而是经过很大程度的加工和提炼，“郢人斤斲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刘禹锡《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他的作品，明朗、自然、圆熟、新鲜，必须千锤百炼才能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宋周必大曾经说：“香山诗语平易，文体清驶，疑若信手而成者。闲观遗稿，则竄定甚多。”（《省斋文稿》卷十六《跋宋景文唐史稿》）可见他下笔的极端谨慎了。至于苏轼所提出的“元轻白俗”说法，造成后世对白居易写作“容易”、“轻率”的误解，侧是非常片面的。此外，僧惠洪《冷端夜话》中所传白居易诗成后“老妪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则更是出于有意有讥诮，令人不能置信。由于白居易的诗歌具有这种质朴明直的风格，因此直到晚年，他还认为刘禹锡的“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等一些寓愤激于婉约的诗句为自己所不及，其实白居易那种具有强烈正义感、不畏强暴的性格是很难“婉约”的，所谓缺点也正是他的优点。
除了“惟歌生民病”的讽谕诗以外，白居易还写了大量的感伤诗和杂律诗。杂律诗中如写湖山之美在景中寓情的《钱塘湖春行》，以白描手法见长的《问刘十九》，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的绝句，好作眼前景语，风韵天成，后来发展到首创《忆江南》小令，又与刘禹锡唱和《杨柳枝》、《浪淘沙》，吸取当时的民歌，谱为新声，在词（长短句）的发生和发展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感伤诗中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代表作，其中情节曲折，描写细致，抒情气氛浓厚，句律和谐流动，后者的成就尤其超过前者，这和元稹的《连昌宫词》、《梦游春七十韵》都是“元和体”的上乘之作，“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吊白居易》），不但当时为人所传诵，对后世的影响也极深远。如清初吴伟业《永和宫词》、《圆圆曲》，以及近代王闓运《圆明园词》等，都是它的仿制者。此外，后世的许多著名戏剧如关汉卿《唐明皇哭香囊》（残本），白朴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墙头马上》，屠隆的《彩毫记》、洪昇的《长生殿》，马致远的《青衫泪》和蒋士诠的《四弦秋》等，都是由白居易的作品演变而成的。所以白居易的诗歌创作，非但影响了他同时代的诗人元稹、刘禹锡、李绅、张籍、王建、杨巨源等人，而且对宋代及宋代以后的著名诗人如王禹□、梅尧臣、苏轼、黄庭坚、陆游、杨万里、袁宏道、吴伟业、袁枚、赵翼、王闓运、黄遵宪等，也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他被后人称为“广大教化主”（张为《诗人主客图序》），绝非过誉之辞。
白居易晚年退隐洛阳，写了不少闲适诗，其中一部分是消极颓废、自我陶醉的作品，主要是怕卷入党争的漩涡，企图全身远害，儒家“独善其身”和佛家“无求生、归空门”、道家“知足不辱”等思想在他身上占了上风，对于那些不健康的作品，今天当然是要认真加以批判对待的。可是白居易这时内心里充满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他的一些闲适诗并未完全忘情现实。有一次他在沐浴之后，感到心恬形适，却忽然又想到了人间的苦难，吟出了“是月岁阴暮，惨冽天地怒。白日冷无光，黄河冻不流。何处征戍行?何人羁旅游?穷途绝粮客，寒灯绝粮囚。劳生彼何苦，遂性我何优。抚心但自愧，孰知其所由?”（《新沐浴》）诗中似乎感到实现他的“兼济”之志已经绝望了，感到人民象自己一样的“稳暖”是不可能的，所以产生了疑问，但根本原因还是找不出来。他不知道，在封建社会里，他的理想是绝对不能实现的。当“甘露之变”未发生前，他的好友舒元舆还在洛阳，他们经常同游龙门香山寺，白居易酬和舒元舆的诗《与张宾客舒著作同游龙门，醉中狂歌，凡百三十六字》、《舒员外游香山寺，数日不归，兼辱尺书，大夸胜事，时正坐衙虑囚之际，走笔题长句以赠之》等诗都是这时写成的，可见他们的交情不浅。“甘露之变”发生后，李训、郑注、舒元舆、贾□、王涯、王播、郭行余等全被宦官捕杀，宦官从此更加嚣张了，白居易这时非常悲愤地写出了：“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顾索琴书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感事》）诗决不能看作是诗人幸灾乐祸的作品，诗中将他的好友舒元舆、贾□等比作了“麒麟”和“龙”，用的是褒意之词而语气也悲痛达于极点的。这和前面所提到的酬和舒元舆游龙门香山诗的一些诗联系起来，就可能理解，“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两句诗实有所指，不言而喻。后来白居易的文集里，除了赠给舒元舆的诗以外，还保留着不少送给贾□、郭行余等人的诗，可见他丝毫不忌讳，疾恶宦官的初心，始终不渝。从这些例子看来，对于白居易讽谕诗以外的作品，也不能简单化的全盘否定，必须具体和细致地加以分析，才能作出全面正确的评价。
白居易的散文，在当时也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小品文如《庐山草堂记》、《冷泉亭记》、《游大林寺序》等，清新隽永，在唐散文中别具特色，对唐以后及晚明的小品文起过重大的影响。他的著名的文学理论文《与元九书》，文字流畅生动，感情真挚，说理逻辑性极强，具有独创风格。他写的制诰和奏议也非常有名，尤其是和元稹一起，敢于毅然革去当时通行的骈体制诰，而采用比较朴素的古文，不能不认为他们和韩愈、柳宗元一样同是大胆的古文革新运动者。“制从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就是他们革新诗歌和散文最真实的记载，前一句“辞高古”是辞高于古代的意思，也是研究唐代散文不可忽视的重要材料。《旧唐书·白居易传》说：“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刘；永明辞宗，先让功于沈、谢。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可见对白居易在当时文坛地位的推崇了。
注释：
〔1〕陈振孙《白文公年谱》元和十五年庚子：“冬，召为司门员外郎。有《初脱刺史绯》、《别东坡》、《发白狗黄牛峡》等诗。十二月二十八日除主客郎中、知制诰。”按《别种东坡花树两绝》诗云：“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种新成。”《发白狗峡次黄牛峡登高寺却望忠州》诗云：“巴曲春全尽，巫阳雨初收。”所描写的都是春夏的景色，可证白居易在元和十五年夏初离开忠州返长安。白氏又有《洛中偶作》诗云：“五年职翰林，四年莅浔阳。一年巴郡守，半年南宫郎。二年直纶阁，三年刺史堂。”这里所谓“南宫郎”是指尚书司门员外郎，知制诰后已是中书省的官。则知元和十五年夏召为司门员外郎，到这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除主客郎中、知制诰恰好半年，与“半年南宫郎”诗句相符合。如果说白居易元和十五年冬召为司门员外郎，那么这句诗便无法解释。汪立名《白香山年谱》云：“（元和）十五年冬，自忠州召还，拜尚书司门员外郎。”也是沿袭陈直斋的错误。又白居易长庆二年七月三十日所作《商山路有感诗序》云：“前年夏，予自忠州刺史除书归阙。”前年夏即元和十五年夏，有力证明上述论断的可信。
〔2〕陈振孙《白文公年谱》会昌元年：“有《百日假满少傅官停自喜言怀》诗。除刑部尚书致仕时，李德裕初用事也。”汪立名《白香山年谱》会昌二年：“公年七十一，罢太子少傅，以刑部尚书致仕。《纪事》作元年致仕。按：公诗有‘七年为少傅’。又《写真诗序》：‘会昌二年罢太子少傅，为白衣居士。’以年考之，自是会昌二年。”城按：居易除太子少傅分司在大和九年十月，他的《官俸初罢亲故见忧以诗谕之》云：“七年为少傅，品高俸不薄。乘轩已多惭，况是一病鹤。又及悬车岁，筋力转衰弱。……今春始病免，缨组初摆落。”《达哉乐天行》云：“七旬才满冠已挂，半禄未及车先悬。”都说七十罢少傅，未致仕请到半俸前已停官。大和九年至会昌元年也正合七年之数。唐制，致仕可得半俸。见《唐会要》卷六七“致仕官”条下结。居易还未致仕，所以罢少傅官后即停俸。又白氏《香山居士写真诗序》云：“会昌二年，罢太子少傅为白衣居士，又写真于香山寺经堂，时年七十一。”是说会昌二年已罢少傅官，但还未致仕，所以罢少傅后即停俸，并不是说这年才罢官。据此可知《陈谱》说居易会昌元年以刑部尚书致仕，《汪谱》说居易会昌二年罢太子少傅，都是错误的。
〔3〕见白氏《与元九书》及元稹《白氏长庆集序》。
〔4〕白居易是如满僧的弟子，为佛教禅宗南岳下第三世法嗣，见《五灯会元》卷三。
〔5〕许学夷在《诗源辨体》中论和诗说：“退之奇险，东野琢削，长吉诡幻，卢同、刘叉变怪，唯乐天用语流便，似欲矫时弊，然快露骨，终成变体。”（朱金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