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几年前，葛晓音教授就唐代文学的演进提出文儒派的概念，受此启发，本文以白居易为例，探讨了中国古代文儒派官吏在社会管理中的基本思想，即政治、经济、吏治、教育四个环节均衡发展的思想，目的是为我国现代社会管理思想提供借鉴。
主题词：文儒派管理政治经济吏治教育。
如果对中国古代的官吏作一个粗略的划分，可分为文儒和吏能两大派：文儒派以儒家经典为基础，博学多才，治一经兼及数经，治一官兼及数官，比较注重管理的宏观调控，有使社会均衡发展、长治久安的能力。吏能派办事果断，注重实际工作经验，能在局部工作和短暂的时间内取得显著的效果，但往往宏观调控能力不够，容易引起社会的震动，甚至殃及全局。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个鼎盛时期，都与文儒派长期发挥作用有关。本文旨在通过对白居易思想的剖析，说明中国文儒派官吏在治理社会方面的基本思想和突出特点，探讨社会长治入安的基本管理经验。
从隋末到唐初，王通培养的一批文儒官吏逐渐走上政治舞台，并且受到唐太宗的重用，形成贞观之治。唐太宗曾和魏征等人讨论恢复礼乐的问题，但因为当时诸多条件还不够具备，主要是人才不足，唐太宗深感遗憾。但以后唐太宗有一系列兴学崇儒的举动，使唐代有了以文儒治国的思想基础。唐玄宗继承武则天的重视文儒的思想，在张说等人的支持下，崇尚儒学，重用文儒派官吏，形成开元盛世，是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初盛唐时名相辈出，基本上都以文儒出身，出自王通门下的就有杜淹、杜如晦、李靖、魏征、温彦博、房玄龄等。盛唐的文儒名相中，张说、徐坚是兼通文、儒、史的大家，体现了集贤殿人才的特点。韦嗣立、卢藏用、张九龄、孙逖、裴耀卿、严挺之、房琯都是名儒型的人物。就文学而论，文儒派基本上是文坛的主流。梁肃总结说：“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振，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公张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已还，则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炽。”（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文苑英华》卷703）中唐时期文儒的倾向更其明显，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古文派就是以恢复儒道为己任。这就是唐代文儒派知识分子形成长和发展壮大过程。唐朝在科举考试之初就重视选拔文儒型人才充实朝廷，所以精通礼乐雅颂，就成为文人学业追求的主要目标。张说在任东宫侍读时，就向唐玄宗提出崇礼兴学的主张，他说：“经天地纬礼俗者，文教也。祖稷定矣，固宁辑于人和；礼俗兴焉，在刊于儒范……臣伏愿崇太学，简明师，尊道重儒，以养天下之士。”（《上东宫请讲学启》，《全唐文》卷225）唐玄宗开元五年设“文儒异等科”，选拔“儒学博通及文辞秀逸”的人才，这就为文儒型的人士广开了仕进之路。白居易就是在这种深厚的儒学背景的影响下，以文儒自期而走上从政之路的。
白居易出生于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地主家庭。由于安史之乱刚刚结束，地方割据势力兴兵作乱、加之吐蕃的不断入侵，使北方地区战乱频仍、民不聊生。诗人少年即离家远游，避难越中，南北奔走的几年，甚至是在衣食不充、颠沛流离中度过，这对他后来成为一个热诚关心人民疾苦的政治家和诗人有着深刻的影响。青年时代，他苦学力文，积极求仕。从政后，怀兼济天下之志，以周孔儒家思想为基础，积极改革时弊。“自念咸秦客，尝为邹鲁儒，蕴藏经国策，轻弃度关襦”“世务轻摩揣，周行窃觊觎。”（《东南行一百韵》）他应“制举”的习作——《策林》七十五篇，为中唐政治整顿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方案，写给皇帝的奏疏和其他文章，从政治、吏治、经济、教育及边备等各个方面阐述自己的改革设想。全面地了解这些资料，对于我们全方位地理解白居易——他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吏治思想、教育思想以及文学思想与创作动机、他人生观方面的变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政治上，白居易以儒家的《大学》之义为基准，提出“推诚”、“勤政”、“慎始”、“敬终”，“以天下心为心”，“以百姓欲为欲”的思想；在吏治上，白居易对官吏的选拔任用、考绩鉴别、升迁调动、培养教育及作风建设等方面提出一套完整的办法；在经济上，白居易在承认人欲的前提下，要求国家重视调节好“四民”之利，并且强调国家要有调节商品流通、控制和运作市场的能力；在教育上，白居易大力提倡政与教统一，文艺与政治的统一，加强二者的互补、沟通和联合作用，要求官吏在作好自我教育的同时，特别要重视对老百姓的教化。在文学思想上，极力地强调文学的实用功能，“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以期使文学在社会改革中发挥一定作用。这种社会管理中的系统思想，在古代管理思想中是难能可贵的，在今天的社会管理理论中也有其指导性的意义。
白居易并不是坐而论道，他在作谏官时勇猛精进，不顾个人安危，激烈批评朝政，屡次向皇帝建议，请求革除弊政，“事无不言，湔剔抉摩，多见听可，然被当路所忌”。（《新唐书·白居易传》）改作地方官时，每到一地，了解民情，体恤民瘼，积极为百姓办实事，直至终老。作官之余，积极从事诗文写作，不为虚文，大量的讽谕诗被称之为“诗谏草”。全为官清下廉洁，品行高尚，能诗能文，能屈能伸，也表现了文儒派知识分子的处世特点。
下面他四个方面加以阐述。
一、政治思想——天下为公
白居易十五六岁时，“始知有进士”，就苦节读书，关心时政，决心兼济天下。在参加宪宗元和元年“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的文章中，他针对中唐时期的种种社会危机，提出修明政治的的解救方案：“将欲安黎庶，先念省征徭；将欲省征徭，先念息兵革；将欲息兵革，先念销寇戎；将欲销寇戎，先念修政教。”提出理国之本是修明政教，政治路线决定一切。“何者？若政教修，则下无诈伪暴悖之心，而寇戎所由销矣。寇戎销，则境无兴发攻守之役，而兵革所由息矣。兵革息，则国无馈饷飞挽之费，而征徭所由省矣。征徭省，则人无流亡转徙之忧，而黎庶所由安矣”。在白居易看来，造成中唐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有两条，藩镇割据和赋税过重，二者是内乱不息和民不聊生的主因。而要解决这两个矛盾，还必须从朝迁如何修明政教、安定天下人心入手。白居易从社会的系统观念出发，遴选出几个主要支系统，找出突破这些连环矛盾的办法——修明政治以解救，这无疑是顺应民心，切中肯綮的。
（一）国家兴废理乱在于是否得民心
白居易认识到国家的兴废理乱，首先取决于政教是否能得民心，“教无常兴，亦无常废，人无常理，亦无常乱。盖兴废理乱，在君上所教而已。故君之作为，为教兴废之本；君之举措，为人理乱之源。若一出善言，则天下之人获其福；一违善道，则天下之人罹其殃；若一肆其心，而事有以阶于乱；一念于德，而邦有以渐于兴。交应之间，实犹影响。”（《策林二》）一个好的政策，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能调动人的积极性；一个错误的政策，代表了某些小集团的利益，就会受到大多数人的抵制和反对，涣散了人心人力，政治路线的决定作用就在这里。在《为人上宰相书》中，白居易举例说，初唐时，天下初定，人心浮动，头绪纷繁。唐太宗开始以为，大乱之后要达到大治，“须得百年，才能胜残去杀”。魏征则以为不然，他说，大乱之后人容易治理，就好象饥饿的人需要吃饭一样，“若圣哲施化，人应如响；期月可治，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其他大臣也以为魏征所言，经过三年努力治理，“天下大安，戎狄内附”（《与人上宰相书》）这说明只要抓住了机会，抓住了主要矛盾，运用了正确的政策，许多问题并不难解决。相反，在元和四年，唐宪宗和宦官吐突璀商议，想趁成德藩镇王土真刚死的机会，用兵河北，剪除这一藩镇的势力。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冒险的举动，借藩镇势力来消灭藩镇势力，一旦谋略泄露，或出师不利，各地藩镇将公开与朝廷对立，后患无穷。白居易三次进状请求罢兵，陈述战守形势以及用兵之弊，着重指出：以府库的钱粮，百姓的脂膏，资助河北的藩镇互相攻伐，其结果只能是使这些藩镇在战争中发展壮大，绝不会从根本上解决藩镇割据的问题，因为解决的政治途径错误。白居易在《题海图屏风》一诗中，对这种危险有惊人的描述：“赑屃牵不动，纶绝沉其多。一鳌既顿颔，诸鳌齐掉头。白涛与黑浪，呼吸绕咽喉。喷风激飞廉，鼓波怒阳候。鲸鲵得其便，张口欲吞舟。万里无活鳞，百川多倒流。遂使江汉水，朝宗意亦休……”可是宪宗皇帝不听，并儿戏般地把领兵大权交给了根本不知用兵的宦官吐突承璀，从此兵祸连结，老百姓死亡遍野。这就证明国家大事不要企图侥幸，要从政治上寻找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使国家“政教肃”、政府“诚信明”，得天下人的认同和拥护。“政教肃，则暴乱革心；诚信明，则犷骜归命。”（《白居易集》）卷四十七《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一道》政教法令严肃，国家在老百姓心中有威信，那么广大人民群众就会起来支持政府，坏人制造暴乱就没有市场。
什么是好的政治？白居易说就是“以天下心为心”，“以百姓欲为欲”。“顺其心以出令，则不严而理；因其欲以设教，则不劳而成。故风号无文而人从，刑赏不施而人服”。因为顺应民心，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自然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如果不这样做，“以己心为心，抑天下以奉一人之心。以己欲为欲，咈百姓以从一人之欲”，舍弃了老百姓之欲而满足自己的私欲，口是而心非，挂羊头卖狗肉，那么“心与道末合，政与欲并行，得失交争，利害相半，如此，则虽宵衣旰食，劳体励精，才可以致小康，不足以弘大道。故令出而吏或犯，设教而人敢违。刑虽明而寡惩，赏虽厚而鲜劝。”法令越来越繁琐，政务越来越繁忙，犯法的人越来越多。因为假政治的西洋镜已被拆穿，老百姓已经看透了，政教人心已经乱了。只有“政教洽”，才能“四海宁”，只有“惩劝行”，才能“万人化”。唐太宗总结贞观之治的历史经验之理者是：“以百姓心为心”，白居易赞叹说，“臣以为致贞观之理者，由斯一言始矣。”（《策林》七）
（二）要得民心，首先从整顿吏治入手
政治是一面旗帜，也是一面镜子，要天下为公，用诚实的态度待民，才能教化好百姓。“教化优深，则廉让兴而仁义作。刑政偷薄，则讹伪起而奸宄臻。”“凉德弊政，严令繁刑，而求仁义行，奸宄息，亦犹飘风暴雨，愆阳伏阴，而望禾黍丰，稂莠死，其不可也，亦甚明矣。”尧舜用义来作天下人的表率，天下人学习他，家有都有可奖可封的人；桀纣以残暴作天下人的表率，天下的人跟着他学，家家都有可杀戮的罪人。这就是旗帜与表率的作用，就是对老百姓的导向问题。（《策林》八）
对于当时国家行政的弊端，白居易提出了八条整改意见，即“去烦扰之吏”，“黜苛酷之官”，“省修葺之劳”，“减服御之费”，“薄麦禾之税”，“轻布帛之征”，“节声乐之娱”，“损嫔嫱之数”。这八条弊端中，放在首要位置的两条是整肃吏治的内容。白居易认为：“古先圣王之理也，制欲于未萌，除害于未兆。官邪而后责之，吏奸而后诛之，惩则惩矣，不若审其才，得其人，使不至于奸邪也。”（《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一道》）社会的治理，首先要从整顿管理者队伍的根本问题入手，严加整饬，官清民自安，社会上诸多弊端的根子都在官吏的素质问题上。如果出了问题，再加以整治，就不如严加教育不出问题。要不出问题，就要把干部的入口关，“审其才，得其人，使不至于奸邪。”
白居易对老庄的无为而治的解释也是积极的。他说：“臣闻无为而理者，其舜也欤？舜之理道，臣粗知之矣。始则懋于修己，劳于求贤；明察其刑，明慎其赏；外序有揆，内勤万枢；昃食宵衣，念其不息之道。夫如是，岂非大有为者乎？”意思是，从舜的管理实践，他体会所谓无为而治，首先是对自己要求要严，其次是选拔好优秀官吏，再其次是赏罚分明，还要勤勤恳恳做事。这样使一切管理活动都走上正规了，才可以达到所谓的无为境界，去享受有为之后所结出的硕果。“终则安于恭己，逸于得贤”，选拔好了官吏，自己很安逸，养尊处优，社会又管理得很好。“明刑至于无刑，明赏至于无赏，百职不戒而举，万事不劳而成，端拱凝旒，立于无过之地。夫如是，岂非真有为者乎？故臣以为无为者，非无所为也，必先有为而后至于无为也。《老子》曰：‘无为而无不为’，盖是之谓矣。”（《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一道》）。从现代管理的科学理念上看，白居易比较完整地叙述了一个管理的过程，而且对管理过程的认识是正确的。无为而治绝不是随波逐流，而是“先有为而后至于无为”，在经过一番努力之后，使管理步入良性循环以后的表现。
（三）君明者臣忠，是社会大治的前提
总结白居易政治理想的核心，就是想建立一个真正为人民谋福祉的、唐尧禹舜式的政府。他切盼最高统治阶级能关心人民疾苦，照顾人民的利益，始终“以天下心为心”，不谋求一家一己之私利；要“酌人言，察人情，而后行为政”，而不独断专行。（《策林》六十九）他非常羡慕文帝时代，他也以贾谊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他说，汉文帝时天下治理得相当不错，万方大理，四海大和。可是贾谊却上疏说：现在的社会情况“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三。”贾谊并不是看不见成绩，之所以要如此危言耸听，“以为词不切，志不激，则不能迥君听，感君心，而发愤于至理也。”贾谊说过头的话但无愧于文帝，文帝能容纳贾谊的话，待臣子如家人父子，而不责备他，也算对得起贾谊了。白居易对宪宗皇帝提出质疑：“臣观自兹以来，天下之理未曾有仿佛汉文帝时者，激切之言，又未曾仿佛于贾谊疏者。岂非君子明圣不侔于文帝乎？臣之忠谠，不逮于贾谊乎？不然，何衰之时多，而切直之言愈少也？（《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一道》）”在很多奏章中，他都若隐若现地指责皇帝，甚至敢在朝堂上说宪宗皇帝“陛下误矣！”的话，使皇帝为之变色，宪宗皇帝对李绛说：“是子我自拔擢，乃敢尔！我叵堪此，必斥之！”（《新唐书·白居易传》）幸得李绛的保护才得以免祸。白居易是勇猛精进派，是“但伤生民病，不识时忌讳”的。（《伤唐衢二》）他说：“我有鄙介性，好刚不好柔，勿轻直折剑，犹胜曲全钩。”（《折箭头诗》）白居易继承儒家的“天下为公”政治理想，也一定程度地表现出重民轻君、安民至上的思想。（实际上他是忠于皇帝的，因而对皇帝的期望和要求是很高的。）他的开明的政治主张——举贤授能、广开言路、关心民生疾苦的思想，是使国家达到长治久安的保证。这种美政理想是中小地主阶级出身的文儒派官吏所追求的目标，也是由他们特殊的中产阶级政治经济地位决定的。他们必须也只能依靠自己的高尚人格、丰富知识和卓越见解，最大限度地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以得到明智国君的信赖和支持，在朝堂求得一席站立之地。皇帝擢拔和重用了这样一批文儒，就有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天之治的强盛，社会也就充满了生机。
二、经济思想——利益均衡
白居易的经济思想内容涉及很广，兹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承认人的正当求利欲望，使之在义与利平衡的框架内得到满足
中唐由于政治的失衡，造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土地荒芜，经济萧条，人口锐减。人口从天宝末年的九百多万户减少到二百四十万户，军队却比天宝年间多出三分之一，达到八十三万人。加上“浮为商贩，度为僧道，杂入色役（零工），不归农桑者，又十有五六。是则天下常以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坐衣待食之辈。”（《旧唐书·宪宗纪》）“人多游心，地有遗力；守本业者浮而不固，逐末作者荡而忘归”。（《策林》十九）怎样才能稳定人心，发展经济，使社会各业发展起来？白居易提出首先要承认和满足各行业人的正当求利需要，使其能安心本业。白居易说：“人之蚩蚩，趋利者甚矣！苟利之所在，虽水火蹈焉，虽白刃冒焉。”（《策林》三十七）人们之所以要抛弃农业，热衷商业，有人甚至游惰末作来骗人钱财，并不是人们不喜欢农业，而是从事农业生产无利可图；人为了“去无利而就有利”，才去从事非农业活动。如果从事农业有利可图的话，人们就会争先恐后地从事农业。“故农桑苟有利也，虽日禁之，人亦归矣，而况于劝之乎？游惰苟无利也，虽日劝之，亦不为矣，而况于禁之乎？”（《策林》十九）人们为什么要削尖脑袋去当官，也是为就有利而去无利。那么作为统治阶级就要想办法予以调节，使之在从事自己所熟悉的行业活动是能得到与社会各阶层大体均衡的利益。不要有人太富，也不要有人太穷。这样社会就能发展。白居易说，这也是圣人、皇帝所追求的利益目标：“圣人非不好利也，利在于利万人，非不好富也，富在于富天下。”（《策林》二十二）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白居易说：“天有时，地有利，人有欲。能以三者与天下共者，仁也，圣也。仁圣之本，在乎制度而已。夫制度者，先王所以下均地财，中立人极，上法天道者也。”在承认人的欲望的前提下，建立一个比较公平公正的制度，“不使之逾越为害也。此所谓法天立极者也”。作统治阶级也必须节欲：“地之生财有常力，人之用财有常数：若羡于上，则耗于下也，有余于此，则不足于彼也。是以地力、人财待制度而均也。尊卑、贵贱待制度而别也。”（《策林·立制度》）白居易在天地人三者所允许的范围内，承认人的正当欲望，限制非正当的利益追求，强调兼顾社会各业利益均衡的思想，反映了他对社会平衡发展的重视，主张用国家干预来调节利益的思路，也符合封建社会经济管理的实际。
（二）调节好四民之利，使之均衡发展
白居易认为，士、农、工、商（四民）四业之间的利益均衡，既不能压下以壅上（重官轻民），也不能厚此而薄彼（重农抑商或重商抑农），国君要有一盘棋思想。“谷帛者生于农也，器用者化于工也，财物者通于商也，钱刀者操于君也。君操其一，以节其三，三者和均，非钱不可也。”（《策林》二十）国君要充分运用货币手段来调节各业各层人的利益，使之达到均衡，这比过去直截去抑制商贾的政策要进步科学得多。“故王者平均其贵贱，调节其轻重，使百货流通，四民交利，然后上无乏用，而下亦阜安。”（《策林》十九）利作为一个常数，不在此即在彼，国君要在四民之间随时调节，以保证社会正常运转。
比如说，国家盐铁专营，关市征税，固然可以增加国家的收入，来减轻农民的税收负担。但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盐铁商人完全可以把缴纳给国家的税金转入到成本之中，甚至加得更大一些，何况还有行贿偷税的可能。所以得利的仍是商人，受害的终是农民。白居易认为，应该在盐铁专卖、榷酤之法、山海之利、关市之征上全面放开，使“利散于下，人逸而富”。“人富则君能不足？子富父焉能贫？若夺其利则害生，若夺其害则利生。”（《策林·不夺人利》）既然利和害者是百姓的，那就不必设那么多的关口去坑卡老百姓。坑卡老百姓的关卡越多，聚敛之臣得到的好处越大，“上开一源，下生百端”、“君取其一，臣已取其百”、“下成其私，其为害又十倍于前者”，（《策林》二十一）最终是国家受了内伤。
白居易还认为，只有真正的生产部门才能给社会提供物质财富，流通领域的贵贱涨落，不会增加物质财富，因而也是没有意义的。“若不本于农桑而兴利者，虽圣人不能也。苟有能者，非利也，其害也。何者？既不自地出，又非从天来，必是巧取于人，曲成其利。利则日引而月长，人则日削而月皴，至使人心穷，王泽竭。故臣但见其害，不见其利也。”白居易认为国家官吏不应该去经商赚钱，皇帝不必去计较财富的有无，因为你是社会的管理者，你的追求是富足天下，有利万民。唐尧、夏禹、汉文帝之时，赋税很轻，（汉文帝时曾经轻到三十税一）结果国富民足；秦皇、汉武、隋炀帝时赋税很重，超过产值地半，结果国乏民穷。
白居易说：“四海一家，兆人一统，国无异政，家无异风”，“善为国者，不求非农桑之产，不重非衣食之货，不用计数之吏，不畜聚敛之臣。”“故曰：利出一孔者王，利也二孔者强，利出三孔者弱。”（《策林·不夺人利》）绝为允许多管齐下，向农民重复征税，以免滋生弊端。
（三）国家要有调节商品流通的能力
白居易认为，国家地管理经济中责任重大。首先要能通过物资的储备来满足老百姓的衣食用度，其次用货币、谷帛、物资三者的轻重关系的调节来促进流通，发展经济。他说：“天之道无常，故岁有丰必有凶；地之力有限，故物有盈必有缩。圣王知其必然，于是作钱刀布帛之货，以时交易，以时敛散之。所以持丰济凶，用盈补缩，则衣食之费，谷帛之生，调而均之，不啻足矣。”（《策林》十九）就是说，国家利用货币手段适时收购过剩的产品，以备凶荒时用。既可以保护生产力，保护生产者的积极性，又可以使社会经济平衡健康向前发展。
白居易也认识到货币、谷帛、物资三者之间的轻重关系，他说“夫钱刀重则谷帛轻，谷帛轻则农桑困。故散钱以敛之，则下无弃谷遗帛矣。谷帛重则财物贱，财物贱则工商劳。故散谷以收之，则下无废财遗物矣。敛散得其节，轻重便于时，则百货之价自平，四人之利咸遂，虽有圣智，未有易此而能理者也。”（《策林》二十）白居易对货币在调节市场的作用是非常重视的。这比传统的做法又前进了一步。传统的作法是散物以敛谷，散谷以敛物，白居易提出了用货币来参与调节的思想。“钱刀者，操于君也，君操其一，以节其三，三者和均，非钱不可也”。（《策林》二十）用国家雄厚的资金力量来储积粮食，保护粮价，在今天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国家很大，从口太多，一旦粮食出了问题，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所受到的影响肯定会很大。
（四）白居易还注意到了环境保护问题
他说：“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以有时有限，奉无极之欲，而法制不生其间，则必物暴殄而财乏用矣。先王恶其及此，故川泽有禁，山野有官，养之以时，取之以道。夫然，则禽兽鱼鳖，不可胜食矣。财货器用，不可胜用矣。”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所以作为管理者应该“使信及豚鱼，仁及草木。”（《策林·养动植之物》）这种保护环境保护持续发展能力的思想在经济管理中也是要重视的问题。
三、文化教育方面——化天下以文明
封建社会的官吏，都负有对地方实施教化的责任，也都知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道理，在行政的过程中用先王之教来“化民从俗”，达到“政必成，化必至”。
（一）官吏要用积极正确的思想引导和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使全社会人人向善。
白居易认为管理社会的方法不外乎三种，即刑罚、礼制和教育，三者各有其适应的范围。“刑者可以禁人之恶，不能防人之情”，就是说刑罚可以禁止人作恶，但不能禁制人的情感。“礼者可以防人之情，不能率人之性。”礼制可以控制住人的感情，但不能压抑人的天然本性。“道者可以率人之性，不能禁人之恶。”教育疏导可以顺应人的天性，但不能禁睛人作恶。这三者相须而为用，互相依存，官吏要会灵活调节和运用。“惩恶抑淫”“莫先于刑”；“铲邪窒欲”使人知耻且格，“莫尚于礼”，要恢复纯朴的风尚，最好的办法就是要顺应人的感情去感化和教育。
白居易对教育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非常重视。他说“先王之教”，“浅行之则小理，深行之则大和”。虽然教育是一个长周期迟效益的活动，“天下至广，王化至大，增减损益，难见其形”，但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样一个道理，，“政之损者，虽不见其日损，必有时而乱也；教之益者，虽不见其日益，必有时而理也”。只要长期坚持对全社会的宣传教育，必有好处。国君要“慎其始，敬其终”，“不可月会其教化之深浅，岁计其风俗之厚薄。”（《策林》六）教育的效益自然会在若干年后显现出来。在《策林》五十五《止狱措刑，在富而教中之》中，白居易列举了几个朝代加以比较，说明教化的作用大于刑罚。他说周成王、周康王时国家监狱四十年空虚，没有人犯罪。文景之治每年犯罪人数也只有四百。唐太宗时，以勤俭化人，富而后教，每年犯罪人数不到三十。而桀纣在上，比屋可诛；秦氏为君，赭衣满道，，每年判罪多达十万多人。在这里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之外，教育的好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