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策林·黜子书》中，白居易明确提出国家的政治教令要明确而统一，反对异端邪说鼓惑群众。“抑诸子之殊途，遵圣人之要道”。“弘四术之正义，崇九经之格言”。用《四书》、《五经》作为弘扬教化的指导思想。“正义著明，则六家之异见不除而自退矣，格言具举，则九流之偏说不禁而自隐矣”。那些妖言惑众的殊文诡制自然会藏匿而销荡，“斯所谓排小说而扶大义，斥异端而阐微言，辨惑向方，化人成俗”了。（《策林》六十一）
　　
　　（二）要特别重视学校教育和对官吏的教育
　　
　　白居易指出当时学校教育的弊病是：“太学生徒诵诗书之文而不知诗书之旨，太常工祝执礼乐之器而不识礼乐之情”，学生所学的都是空疏无用的东西，是“去本而从末，弃精而好粗。”教育管理也严重失误：“官失其业，师非其人，但有修习之名，而无训导之实也。”他希望皇帝能亲自主持教育，“审官师之能否，辨教学之是非”。使学校在教学内容上：“讲诗者以六义风赋为宗，不专于鸟兽草木之名也；读书者以五代典谟为旨，不专于章句训诂之文也；习礼者以上下长幼为节，不专于俎豆之数裼袭之容也；学乐者以中和友孝为德不专于节奏之变缀兆之度也。”这就是去粗取精，弃伪存真，虽然白居易所强调的教学内容与我们今天的教育内容有所不同，但其精神实质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种务实的教学方法，学生有真才实学，升之于朝廷，则可使“温柔敦厚之教，疏通知远之训，畅于中而发于外；庄敬威严之貌，易直子谅之心，行于上而流于下”。（《策林·救学者之失》六十）而不会是李白所嘲笑的“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然坠烟雾”的陋儒，更不是装神弄鬼，借以唬人的马二先生。
　　
　　白居易特别重视对官吏的教育，他认为官吏大体可以分为三类：贤者、愚者和介乎二者的中人。他说：“贤者为善不待劝矣，何哉？性不忍为恶耳。”好官吏本质好，不用教育也不做坏事。（其实我们现在一些原本不错的干部，在权力和金钱的腐蚀下，也堕落下去了，一方面是大环境的问题，也说明干部仍需要警钟长鸣，不断教育。）“愚者为不善，虽劝而不迁也，何哉？不能为善耳”。本质不好的官吏即使再教育也很难干出好事来。大量存在的是中等资质的干部，“劝之则迁于善，舍之则陷于恶”。不教育，就是“推中人堕于小人之域”，拉他们一把，就是“引中人纳诸君子之途”。所以教育的“劝沮之道不可一日无也”，不可一日放松。方法得当，政治环境好，则可使官吏“变曲为直，如蓬生于麻也”；方法不当，政治环境恶劣，则可使官吏“变香为臭，使兰化为艾也”（《策林》三十四）
　　
　　（三）重视运用文艺的形式来弘扬正气，抨击邪恶
　　
　　白居易作为一个文儒的官吏，还特别重视运用文艺的形式来教化百姓。儒家经典《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记》曰：“文王以文治”。《乐记》云：“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可以看出儒家把礼、乐、文与行政、司法一样，也看作是国家管理的不同表现形式。葛洪《抱朴子》说，文学是“大教之本”。王通说文学能“上明三纲，下达五常”。（《中说》）白居易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说得更为明确，除继承《毛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外。他说：“国家化天下以文明，奖多士以文学。”就是国家运用文学作为武器教化天下，奖拔人才，“上以纫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明确说明文学是为政治服务的，是要褒贬社会善恶的。文学、文章是治理天下的工具，是国家宣传教育民众的重要手段，而不是“吟风月、弄花草”者的专利。
　　
　　四、吏治方面——革除慎默，
　　
　　白居易的吏治思想，包括对官吏的选拔任用、考察鉴别、培养教育、升迁调动及作风建设五个方面。
　　
　　（一）要重视对官吏的选拔——行道之本，本于得贤
　　
　　白居易说：“治理之先，先通于道；行道之本，本于得贤；得贤之由，由乎审理。”（《策林》二十八）“道”就是政治路线，“审”说是选拔人才。“臣观前代，邦之兴，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得其人，失其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来渐矣。”（《策林》十四）仅以唐为例，前朝用魏征、房玄令、姚崇、宋璟、张说、张九令等名相，朝廷人才济济，国家蒸蒸日上；用了李林甫、牛仙客掌权，朝廷“曲者用，直者隐”，许多人持禄养恩，端坐沉默，就难怪不发生安史之乱！
　　
　　白居易说：现在选拔人才和严重问题是“官吏不循其法”，因此所选拔的人“率非君子，甚多小人也，”不从文儒的角度选拔君子，而从吏能角度选拔小人。许多刀笔之吏，弄巧猾徒，只是精通吏部条章，能够舞文弄墨、精于案牍，便因奸自奋；而许多重视自我修行、不愿钻营徼幸的人却永不能入选。国家之政刑律令，由“君子行之则诚信而简易，简易则人安；小人习之则诈伪而滋彰，滋彰则俗弊。”一样的事情，一样的法律条文，执行的结果甚至会截然相反，千变百伎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国家生杀之柄假在于小人。小人之心，孰不可忍，至有黩货贿者矣，有怙亲爱者矣，有陷仇怨者矣，有畏权豪者矣，有欺贱弱者矣。是以轻重加减随其喜怒，出入比附由乎爱憎。”（《策林》五十六）所以选贤任能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白居易认为理想的君臣关系应建立在正确的思想基础上。“五帝接其臣以道，故其臣致君以德也。三王使其臣以礼，故其臣事其君以忠也。秦汉以降，任其臣以利，故其臣奉君以贾道（生意之交）。”如果君臣关系成了做生意人的买卖关系，那就会买官卖官，按质论价，按价供货，讲究投入和产出，有“利则进，不利则退。”结果必然会是“君昏寡救恶之士，国危鲜致命之臣。”（《策林》七十二）政治必然会陷入穷途末路。
　　
　　（二）重视对官吏的鉴别——君子难进，小人难退
　　
　　白居易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总结，得出了一个识别君子小人的定理：“君子难进而易退，小人易进而难退”，“诛放者多非小人，宠用者鲜有君子”。因为君子有独立性格和操守，不愿阿附于人，实话直说，犯颜直谏，事君以忠。小人骨头贱，舌头软，以阿谀奉迎立身处世，唯恐处不好关系，唯命是从。英明的君方应该知道“君子之守道也，虽违于己，引而进之；知小人之徇惑也，虽从于命，推而远之。知谠言之为良药也，虽逆于耳，恕而容之；如佞言之为美疹也，虽逊于心，忍而绝之。”（《策林》七十一）这样才能保护人才，防止其流失。
　　
　　（三）重视对小官吏的选拔——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人的才能有大有小，量才授职，扬长避短。不能“以短任长，以小授大，委其不可而望其可，强其不能而责其能。”（《策林》三十）这是最基本的选拔规则。
　　
　　另外，大官都是从小官中提拔的，象秘著、校勘这样的小官，常常是未来“丞相的椎轮，公卿之滥觞也”。如果以门第、资序将这些小官照顾给了那些素质不高、没有发展潜力的人。那么造成的后果将是十年后的台阁重臣无人，只得以次充好了。
　　
　　中唐以后，吏部的主要弊病有四条：人浮于事，才不称位，弄虚作假，跑官要官。“真伪争进，共徵循资之书；贤愚莫分，同限停年之格”，“假文武而筮仕者众，冒资阴而出身者多”。假学历、假履历、假成份的人都想谋得一官半职。“争求日至，奸滥日生”，“巧诈者因像以成奸，才能者淹滞而不振。”（《策林》三十三）善恶齐驱，臧否同贯，无选拔人才标准。白居易提出要实行荐举奖惩制，鼓励推荐好干部，处罚把关不严举人不当之罪。“得人者行进贤之赏，谬会者坐不当之辜，自然上下精详，远近惩劝”。（《策林》二十九）这些都是在选拔干部时值得参考的意见。
　　
　　（四）痛革慎默之俗——君子谠直而易退，小人慎默以扶摇
　　
　　白居易认为，目前“百职不修，万事不举，皇纲弛而不振，颓俗荡而不还”的原因是“君子谠直之道消，小人慎默之道长也”，即明哲保身的人多，敢讲真话的人少。
　　
　　白居易批评当时的官场腐朽的慎默风气：“古者宰相以危言危行，扶危持颠为心，今则敏行逊言，全身远害而已矣。”“是以畏忌慎默之道长，公议忠谠之路塞。朝无敢言之上，庭无执咎之臣，自国及家，浸以成弊。”“先达者用以养身，后进者资以取仕。日引月长，炽然成风。”“嗟呼！自古以来，斯道之弊，恐未甚于今日。”（《为人上宰相书》）价值取向的误导，“率以拱默保位者为明哲，以柔顺安身者为贤能，以直言危行者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为凝滞”。因此朝廷就少了敢于说话、敢于负责的人，唯唯喏喏俯首听耳因循保守成了气候。“父训其子曰：‘无介直以立仇敌’；兄教其弟曰：‘无方正以贾悔尤’。识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竞而是效，至使天下有目者皆如瞽也，有耳者皆如聋也，有口者如含锋刃也”。这种慎默的风气已经蔓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严重地混淆了是非曲直的界限，甚至成了“假作真时真亦假”了（《红楼梦》），“强毅果敢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谓率职而举正者不达于时宜，当官而行法者不达于事变。”投机取巧的人如鱼得水，正直实干的人如被秋霜。白居易提出要尽快扭转这种社会风气，倡导“谠直、强毅”和敢于“举正、弹违”的阳刚之气，打击“慎默、畏忌、吐刚、茹柔”的因循作风，使“此有利而彼无利”，（以上《策林》三十五）何愁社会风气不能根本好转。
　　
　　（五）官吏的升降调动——反对躁求之心，提倡驯致之化
　　
　　官吏的正常升降调动有利于其厉练和成长。白居易认为要按制度来，至少要经过三年一次的考绩。他说：“虽圣贤，为政未及三年不能成也”；“若未三年而迁，则政未立而绩未成，且躁求之心生而驯致之化废也”。即经过三年一期的考绩，才能看得出官吏的施政方针是否正确，绩效如何，时间太短容易导致官吏缺乏长期打算，急于事功，作表面文章，老百姓得不到实惠，主要是得不到善政的驯化。。反之，如果一个官员九年升也不降，就不会达到劝善或惩恶的目的，也会使吏制遭到破坏。（《策林》三十二）
　　
　　白居易是继屈原之后，我国又一个文儒派的政治家。他一生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以道家的和佛教思想为辅修。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思想始终支配着他的政治态度。当“达”“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与元九书》）他十分积极，为民请命。“正色摧强御，刚肠嫉喔咿。常憎持禄位，不似保妻儿。养勇期除恶，输忠在灭私。”（《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忠心耿耿为国为民。当“穷”时之来也，他无可奈何地走着“独善”之路，但心情是不平静的，借游山玩水，参禅学道，饮酒赋诗来化解胸中的郁闷。在“文”的方面，他写作的大量讽谕诗，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权豪贵近者相目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甚至有些作品矛头直接指向皇帝，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整个不安和戒惧，正说明了他的诗歌的战斗威力，也显示出他的诗歌理论的先进性，显示出民主性的思想精华，为社会伸张了正义。白居易的这种强调文学的社会性和文学在改造社会现实中具有巨大功能的理论认识，在他以前的文论著作中，是没有这样明确地提出过和强调过的，到1200年后今天也仍然保持着先进的地位。出任外官时期，一有机会，只要能有所作为，他的雄心壮志又鼓动起来。在任杭州刺史时，他在《醉后狂言酬萧、殷二协律》一诗云：“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亦非纩，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与君展复杭州人。”他疏通六井，治理西湖，解决人民的饮水和灌溉问题。七十多岁，致仕在家，还施散家财，，组织开凿洛阳龙门八节滩以利舟民往来。这就是一个文儒派官吏的风貌。
　　
　　诗人在后期，为了避开党争漩涡，主动要求外放，明哲保身的独善思想以及佛道思想的影响，使他走一了妥协、乐天知命、知足保和的消极道路，写作了大量的“闲适诗”、“感伤诗”，没有了早期“为民请命”的刚烈精神，但他的身心，总是不平静的，，经常充满着矛盾和痛苦，独善只是他的一个无可奈何的退路。他并没有放弃原则，至死绝不与黑暗的官场同流合污，不忘给老百姓做好事，保持着自己高洁的品格。（王相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