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魏源作为同时代的学人，前者可看作站在近代门槛上的思想家；后者则是中国早期倡导改革、思想启蒙，致力于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的前驱。二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既可反映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发韧期的总体面貌，又可折射出一条不断向前推演的进程。
　　
　　一、人生、性情
　　
　　1．生平：龚自珍生于1792年（清乾隆五十七年），卒于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魏源生于1794年（清乾隆五十九年），卒于1857年（咸丰七年）。两人出生的时间非常接近，但龚自珍早亡于鸦片战争之初。因此，龚自珍基本上可被看作中国古代社会的最后一位思想家，魏源则横跨两个历史时期，是更确切意义上的近代转型期的思想家。
　　
　　2．科举：两人均是科举考试的失意者，屡试不第。他们都清楚而深刻地认识到科举制度的弊端，但一生执著于此，在体制内寻求发展的途径。他们都从一定程度上提出对科举制度加以改革，但并非从根本上废除，而是改革其内容。这是地主阶级改良派的思想核心，也是致命弱点。
　　
　　3．仕途：龚自珍随父久居地方，了解民间疾苦；做过多年京中的闲职小官，深知上层政治运作的黑暗。他关心国家事务和民生疾苦，对边防、吏治、文史、农田、水利均提出过多种改革方案，但基本上流于空谈，无一能付诸实施。但在思想上具有进步意义，成为后世思想家之先导。魏源与龚自珍同时任过内阁中书，但京中做官的不得意让魏源绝意官场，相反做出了实绩。从1825-1839年，魏源度过十四年的幕府生涯，经世致用才干得以充分发挥，成为名闻一时的漕政、盐务、河工、币制等方面的改革专家。1845年秋开始，魏源走上为民父母官的道路，致力于“民社一隅”，为地方百姓谋得最大福利。两相对比，龚自珍任性而谈，往往较为激进。魏源则亦张亦驰，有所保留。
　　
　　4．性情：龚自珍是典型的才子。他才华横溢，在文学、哲学、史学、经学、佛学等各方面均能有创见、有成就。他恃才放旷，又感伤忧郁，好友、好酒、好赌、好色，是具诗人气质的性情中人。魏源既是哲学家又是实干家。他鞭辟入里，思想深刻，见解宏远。他冷静、理性、勤苦、务实，是一位求实认真的有识之士。
　　
　　5．文风：龚自珍的文笔汪洋恣肆，浪漫瑰丽，锋芒毕露，惊世骇俗。魏源则严谨清晰，讲求逻辑，含蓄内敛，令人信服。
　　
　　二、思想
　　
　　1．同：龚自珍和魏源均以“今文经学”为基础，形成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当今著名学者齐思和指出：“夫晚清学术界之风气，倡经世以谋富强，张掌故以时国是，学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近防，凡此数者，魏氏或倡导之，或光大之”。“不愧为晚清学术运动之启蒙大师”。这对于龚自珍、魏源同样适用。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教育、史学等各方面的思想都渗透着“经世致用”的精神。
　　
　　龚自珍幼时服膺家学，推崇乾嘉，时势的冲击，促使他“烧尽虫鱼学”，改换门庭，学公羊春秋。嘉庆十九年秋，在感于喜庆十八年林清率天理教徒攻入紫禁城之事，作《明良论》抨击清王朝的种种弊端，成为经世学风再度兴起时第一篇令人瞩目的代表作。龚自珍研究学问讲究实用，强调学问的研究应该和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应该对民众有所裨益。他认为应把时政放在社会发展的整体框架中来考察其形成和发展趋势，议论的对象应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他提出“一代之学即一代之治”，主张学问皆以通经致用为主旨，以为学问必施之于政治，并以富强为政治之鹄的。他的思想对后来的资产阶级运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光绪间所谓新学者，大率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
　　
　　魏源虽究于心学，强调心力及人才对社会的重要作用，但他并不耽溺于人心士风之说，而是以积极的态度投入“祛患、振衰、起新”的经世行动中。魏源对清末窳败最深的“四大政”：漕运、盐法、河工和兵饷如何改革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策和主张。魏源笔下千言，胸中千策，实践了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他还以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作为治学，尤其是治史的指导思想，使他的史学研究突破了乾嘉考据学的樊篱，走出了一条史学为现实服务的新路。
　　
　　诚如时人所言：“龚氏用《公羊》讥评时政，鼓吹革新；魏源则以《默觚》发扬汉儒，用《诗经》谏志之旨，以《海国图志》、《元史新编》扩充《尚书·禹贡》天下郡国利病之学，而他一切成大效而具远见的治河、理漕、行盐、更币等政务主张，又都是《周易》、《老子》的变通复运哲学，和公羊家、法家更世变世精神的实化。”
　　
　　循此而上，“经世之学”是中国的传统；沿袭而下，“从龚自珍、魏源到梁启超、章太炎，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人，都是在‘经世致用’等观念影响下，注重事实、历史、经验，主张改革、变法、革命。”“都可以看作是中国这种传统在近代特定条件下的继承和发扬”。“经世之学”本质上仍然是中国传统之学，它本身并不具备近代意义上的学术文化的特质，它不过是中国旧学“入世”内容的强化。其基本精神是“文以载道，以经世”，“而体用于是乎备”。
　　
　　可见，中国近代思想的转型和启蒙，最初仍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或者说，传统本身就可以为现代化提供相应的因子。
　　
　　2．异：龚自珍和魏源的思想所适用的框架不同。
　　
　　龚自珍在中国社会的传统框架之中发展其思想。他基本上持一种内视的眼光，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救世良方。他用以治世或匡复世道的思想武器，仍然是传统文化。用以经世的“道”也好，“器”也罢，都是前圣先贤的思想遗产。龚自珍有汉学的家学渊源兼及公羊学，他的学术思想是今文经学与经世思潮的合流。龚自珍思想的锋芒主要是拆处于“衰世”中的封建统治的台，而龚自珍的经世思想批判旧学，力图摆脱传统的桎梏，为经世思想的复兴扫清了道路。这是龚自珍作为一个传统文化总结者及古代最后一位思想家，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最重要的积极意义。
　　
　　魏源面对的是鸦片战争之后全然不同于以往的新时代。发愤精神与忧患意识催使魏源从沉沉酣睡的蒙昧状态中觉醒，成为走出中世纪，开眼看世界的近代思想先锋。传统文化的人生经验积累缺乏补救之方，致用、求实的精神促使他转向西方，从而提出了“师夷长技”的救世良方。传统文化走上了迈向西方的关键性一步。魏源则起到了近代学习西方的前驱作用。从此，向西方学习成为近代士人的旗帜，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艰难跋涉一步步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