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良渚文化考古的先驱者施昕更先生考察发掘良渚遗址时，发现了荀山、棋盘坟、钟家村等十二处古文化遗址，揭开了良渚遗址地下宝库的序幕。
　　
　　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广大考古工作者不懈的努力，良渚文化的面貌、内涵、特征、年代及其分布地域等，正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并不断有新的发现。作为江南地区原始文化最高水平的良渚文化，已越来越引起有关学者的关注和重视。“良渚”——良渚文化的命名地，自然是我们浙江考古工作者所关心的地方，也是工作的重点所在。笔者近年来曾多次对“良渚”进行专题考古调查和发掘，现将有关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余杭县地处杭嘉湖平原的西南，全县1350余平方公里，基本上可划分为东西两大块，西部是山区、半山区；东部是平原小网地带。虽然全县近50个乡几乎都发现原始文化的遗物、遗存，但遗址最集中、最丰富的地段，正是西部山区和东部平原交接的区域，也就是从瓶窑区的北湖乡、长命乡至三墩区的安溪乡、良渚乡。如果我们把这一地段的地理环境作一鸟瞰，就会发现这里是非常适宜于古人活动的区域。
　　
　　西天目山的余脉，从彭公向东恰如巨大的两臂前伸，北边较高的大山从北湖、安溪、德清县的三合延伸至獐山乡，南边从北湖的栲栳山南山、经长命、连绵至良渚与大陆乡交接处逐渐消失。这一块小小的谷地，东西长约八公里，南北宽约4公里，背靠山丘，面向平原，东苕溪流经其间，可称得上良渚文化的考古宝地。施昕更先生当年曾发现十二处遗址（存），其中属今良渚乡的九处、安溪乡的一处、长命乡的二处。至目前为止，已知的地点多达四、五十处，其中如吴家埠、反山、桑树头、瑶山、黄泥墈等都是十分重要的遗址或墓地。
　　
　　在仅仅只有三、四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集中了如此密集的古文化遗址，这种遗址之间相距只有二、三公里，甚至紧邻相连的情况，亦就是遗址连片成串的特点，使我们考虑到，到了良渚文化阶段，已形成了若干个部族的聚居区，反映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人口的增长、生存空间的扩大、社会组织的改变等等。当然在良渚人活动的太湖流域，这样的聚居区不仅是一个，但至少可以说，包括北湖、长鸣、安溪、良渚四乡的良渚遗址群，确实是占有相当重要地位的部族聚居中心之一。
　　
　　这类聚居中心，除了优越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物产丰富等，在考古学上也有其渊源依据。良渚文化是从马家浜文化（距今7000—6000年左右）、经崧泽文化（距今6000—5300年左右）发展而来，这是解放以后，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良渚遗址群内，1981年的吴家埠遗址发掘和1985年的荀山东坡试掘，相继发现了良渚、崧泽、马家浜文化两处三叠层，吴家埠遗址的马家浜文化底层距今6000余年。这样便把良渚遗址群的上述年代推前了一千多年。良渚文化达到空前的发展水平，成为原始文化中的佼佼者，自有其先民们长期发展的历史原因。
　　
　　良渚出玉，长期闻名，但由于缺乏科学发掘，将玉器的时代定得很晚。施昕更先生当年亦认为“在周汉之间”。良渚所出玉器，至少在乾隆年间就已被清宫所收藏，北京故宫和台湾故宫收藏的某些良渚玉器上，还有乾隆的题诗呢。传世品和流落海外的良渚玉器，其数量相当可观。长期以来，良渚玉器曾是一个谜。一九七二年，江苏的考古工作者在吴县草鞋山的良渚大墓中，发现了玉琮、玉璧等，曾引起很大的轰动，首次证实了琮、璧等重要礼器是良渚文化的随葬品。其后，江苏张陵山、寺墩、上海福泉山等相继发现大量玉器随葬在良渚墓葬中，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很大关注，也掀起一股“良渚玉器热”。玉，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十分珍贵的东西，特别是经过周秦时代儒家的传统化、理论化，将晶莹温润、坚韧耐久的玉器比附为“仁、义、智、勇、洁”的“五德”，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
　　
　　江苏、上海的考古发现，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促使我们加快步伐。七十年代，牟永抗同志就开始注意良渚遗址群内众多的“熟土墩”了。这些显然是人工堆筑的土墩，包含的遗物不少，不是通常的文化层。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进行发掘，但我们始终盯住不放，等待时机。
　　
　　可说是“黄天不负有心人”，长命乡制动材料厂定点反山，开始基建动土。反山，雉山村一座不起眼的土墩，面积约3000平方米，高出现今的地面约4米。经过反复联系和准备，我们在良渚遗址发今五十周年的1986年5月，开始了反山的第一期发掘工作。野外发掘进行了三个月左右，证实了整个反山是良渚文化时人工堆筑的“高台土冢”式的专用墓地，发现了十一座良渚墓葬，出土了1200余件、组随葬品，包括陶、石、玉、漆、象牙器等，其中玉器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紧接着，1987年5月，我们又在安溪乡瑶山盗掘现场，清理发掘了十二座良渚墓葬，首次发现了祭坛和墓葬复合的遗迹，出土了700余件、组随葬品，玉器又占了绝大多数。
　　
　　反山和瑶山，均以大量人工堆筑而成的墓地和祭坛，有排列规整的墓穴，有棺做葬具，特别是大量的随葬玉器，成为良渚文化空前的重大发现，是良渚遗址群考古工作的突破性进展。
　　
　　反山和瑶山玉器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湛，可称集良渚玉器之大成。两处玉器总数多达2000余件、组，其中串挂饰有多达上百颗玉管、玉珠组成。品种有琮、璧、钺、环、镯、璜、带钩、锥形饰、管、珠、坠、冠状饰、三叉形器、柱形器、鸟、龟、蝉等二十余种，很多器种是良渚玉器首次所见。大至琮壁，小至珠粒，均精雕细琢，打磨抛光。雕琢技法十分高超，多见阴文细刻、浅浮雕、半圆雕，还首次发现了透雕，常在一件器物上运用多种技法。图案文样形式严谨，讲究和谐对称。有的细刻纹纤细如毫，肉眼也不易辨认。特别是神人兽面纹的发现，是良渚玉器研究中的突破性重大成果。
　　
　　反山和瑶山的重大发现，已引起各级领导和学术界的极大关心和重视，虽然整理工作和深入的研究刚刚开始，但通过新闻报道，已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
　　
　　良渚虽小，意义重大。近年来全国考古新发现，如辽西的红山文化、甘肃的大地湾、四川的三星堆等等，对于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提出了值得思索的重大学术课题。良渚发现五十多年来，特别是最近的一系列新发现，对于探索阶级、国家等文明诸因素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中华文明的曙光闪烁在良渚的土地上，对于整个中华文明的形成作出过若干重大的贡献。
　　
　　我们相信，通过广大考古工作者辛勤的劳动，良渚文化的异彩必将放出应有的光芒，良渚这片大老的土地，必将有更多的新发现。（王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