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的词坛，父子齐名的并不多见，晏殊与晏几道便是很著名的一对。二晏的词虽均沾有酒边花间的气息，都脂粉味颇浓，但就实质而言却大不相同。何也？我感觉主要是二人的性格所致。一个以“敛”字当头，另一个却“痴”得要命。于是父子间在人生与词的舞台上演绎出不同的戏剧。
　　
　　先说晏殊，典型的才子，七岁便会写文章有“神童”之名，到了１４岁那年，更因被皇帝“赐同进士出身”而声名大振。从此进入了仕途，一直做到“太平宰相”，可谓一帆风顺，期间虽说有那么几次官职的迁徙，但并无大碍。正如大文学家欧阳修在《神道碑》中所言：“由王官宫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辅道圣德，忧勤国家，有旧有劳，自始至卒，五十余年。”晏殊之所以成为官场的“不倒翁”，一直居于显职，我以为与其性格息息相关，而他的性格当中最显著的“因子”就是“敛”。正因了这一“敛”字，让他在仕途中谨小慎微、小心翼翼，很少出什么差错。有两件事可以为证。《神道碑》中说：“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东宫，真宗每所谘访，多以方寸小纸细书问之。由是参与机密，凡所对，必以其稿进，示不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晏殊很体谅皇帝心理，做事丝毫不张扬。另一件事发生在宋仁宗初年，当时章献太后垂帘听政，于是谄媚之徒“请天子率百官献寿于庭”，范仲淹以为不可，上疏皇帝，晏殊大惧，召范仲淹怒责之，以为“狂”。而这件事则把晏殊胆小怕事、谨小慎微的性格展露无遗。可以这样说，一个“敛”字，使得晏殊的仕途顺达，也是因为这个“敛”字，使得他的词被牢牢地捆住了手脚，好似戴了面具一般，失了很多的真性情，于是粉饰升平、谄谀君主等言不由衷的多了，耽于享乐、无病呻吟倒成了晏殊词的主调，这不能不说是晏殊的悲剧。
　　
　　再说晏几道，晏殊的第七子。“小晏”完全可以凭借其父的威望在仕途上一马平川，可是恰恰相反，仕途却一直不得意。而这不得意完全缘于他的“痴”。关于他的“痴”，宋代大诗人黄庭坚曾有过生动的描述：“仕宦逆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作一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好个正直之人！好个性情之人！正是由于晏几道的“痴”，虽说让他与高官厚禄失之交臂，但却成就了他的真性情，于是这真性情源源不断地流淌于他所写的《小山词》中，成了特清新、特能打动人的妙语佳章。从这一点上说，晏几道要比晏殊伟大的多。（李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