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不仅是以诗文名世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曾给予他高度评价：“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
　　
　　龚自珍敢于揭露和批判清朝的思想禁锢和人才禁锢政策，他的关于破除成格、解放人才的思想，显示了一个思想家的敏锐洞察力和打破陈规、锐意创新的精神。
　　
　　人才成长离不开一个思想文化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然而，龚自珍所处的时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面临崩溃没落，逐渐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转折阶段。清统治者为了“皇图永固”，将皇权专制发展到了顶峰。皇帝不但把所有的臣民当成奴才，而且大兴文字狱，用屠杀流放等严厉残酷的手段来箝制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
　　
　　冤狱笼罩之下，众多士大夫三缄其口,谁还敢提着脑袋“讥切时政”,谋求革新？龚自珍用了两句诗来描写时人的恐怖：“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人士子被文字狱吓破了胆，个个噤若寒蝉，避之唯恐不及；他们著书作文，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何谈国计民生！在这里，龚自珍虽然不无悲哀地叹惜文士们远离现实、不问苍生、埋头读书、只求一饱的庸碌无为，但锋芒所向，则是对清王朝实施思想禁锢政策的深刻批判。
　　
　　龚自珍清醒地看到,清统治者不但以文字狱来摧折和残害人才，而且又通过“论资升迁”的选官用人制度，训练出一大批效命于皇室的忠实鹰犬和唯唯诺诺的庸官。
　　
　　他在《明良论三》里说：“凡满洲、汉人之仕宦者，大抵由其始宦之日，凡三十五年而至一品，极速亦三十年。贤智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此今日用人论资格之大略也。”在这种论资格用人的制度下，“其资浅者曰：‘我积俸以俟，安静以守格，虽有迟疾，苟过中寿，亦冀终得尚书、侍郎。奈何资格未至，哓哓然以自丧其官为？其资深者曰：‘我既积俸以俟之，安静以守之，久久而危致乎是，奈何忘其积累之苦，而哓哓然以自负其岁月为？’”
　　
　　不难看出，清王朝正是要用这样一种典型的“论资排辈”制度来限制人才，无论贤智还是不肖，无论资历深浅，都得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做奴才，熬到了年头才能加官进爵，谁敢哓哓然去“触忤时忌”，反对皇帝的“乾纲独断”？于是，朝廷上下，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像哑巴一样默不作声，无所作为，剩下的唯有感谢“圣恩”，俯首帖耳，庸怯阿谀，麻木不仁，明哲保身，卑污堕落，而真正的人才却因资格而被排斥，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这种“论资”制犹如牢笼一般，紧紧锁住了人们的思想，禁锢了人才的发展。
　　
　　针对这种“论资用人”制度,龚自珍以冲决网罗的精神，提出了“不拘一格”地培养和选用人才的观点。道光十九年（1839），他饱含激情，写下了一首思想锐利的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热切地盼望中国能出现一场大的社会变革，扫除一切污泥，打破一切桎梏，让社会上下呈现一派蓬勃生动的气象，让人才无限制地生长起来，每个人都意气风发，自由地参与创造新的局面。对当时腐朽黑暗的封建专制和沉闷的思想界而言，龚自珍的响亮呐喊，简直就是惊世骇俗的狂言，它就像一声炸雷、一阵疾风，催人警醒，给人力量。
　　
　　龚自珍的“不拘一格”绝不是一时兴起的“狂言”，而是他志在改革现实，经过多年潜心思考找到的救国丹方。早在道光十二年(1832)，他就大胆宣称：“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而每一代的新兴者都必是要“革前代之敝”的。作为一个敏感的思想家，他已觉察到晚清衰世时代的古老中国危机四伏，因此，他怀着忧国忧民之心，希望清统治者能够“自（主动）改革”，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破除成格，解放人才。由于历史的局限，尽管这是龚自珍当时无法实现的梦想，尽管龚自珍也不可能像几十年后的革命党人那样高举推翻封建王朝的大旗，但他的改革精神却是可赞的，他揭示出来的人才思想却是异常深刻的。
　　
　　社会要发展，人类要进步，国家要富强，就要勇于进行改革；而改革呼唤倡导者、组织者和参与者，就要积极培养和大胆使用各种各样的人才。应该说，龚自珍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对于人才“不拘一格”的认识，不仅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而且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邓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