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词话》三十二则
　　
　　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倡伎之别。
　　
　　初读词话三十二则不禁哑然失笑，大学文家真刻薄。以淑女之端庄娴雅喻永叔，少游之词，以倡伎之放荡艳冶喻美成之词。显然初读时不甚读懂这一则。
　　
　　“词之雅郑”，“雅”指小雅，乃文人之所作；“郑”乃郑风，在儒家诗论中有“郑风淫”，“放郑风”之说。
　　
　　“在神不在貌”，“神”指诗之精神本质，“貌”指诗之外在语言形式表象。
　　
　　后来读到词话的六十二则，方与三十二则作比较。
　　
　　六十二则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车感〕轲长苦辛。”可为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亦然。非无淫词，读之但觉其亲切动人。非无鄙词，但觉其精力弥满。可知淫词与鄙词之病，非淫与鄙之病，而游词之病也。“岂不尔思，室是远而。”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恶其游也。
　　
　　于是知道，只要感情上的真切动人，精神力量弥满，只要能够表现“真感情”，“真景物”，即便作“艳语”，“淫词”，“鄙语”又何妨。“淫词与鄙词之病，非在淫与鄙，而是游词之病也。”“游词”乃是金应圭在《词选》后序所说的：“哀乐不衷其性，虑欢无与乎情。连章累篇，义不出乎花鸟。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应。虽既雅而不艳，斯有句而无章。”读到这里想起王国维之境界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这时再回头看三十二则便了解了一些。欧阳修，秦观之词终有品格在于其词之“真”。周邦彦之词虽则技术精巧但不够真。“淑女与倡伎之别”应作如此理解：淑女对其夫感情乃是真的，而大多的倡伎对其顾客感情乃假。“淑女与倡伎之别”乃是“真”“假”之别。参照历代诗论家的诗论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说法。王世贞《艺苑卮言》“美成能作境语，不能作情语，能入丽字，不能入雅字，以故价微劣于柳。”刘熙载《艺概》“周美成词，或称其无美不备。余谓论词莫先于品。美成词信富艳精工，只是当不得个贞字。是以士大夫不肯学之，学之，学之则终日意萦何处矣。”
　　
　　三十三则中“美成《青玉案》词‘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觉白石（姜夔）《念奴娇》、《惜红衣》二词，犹有隔雾看花之恨。”周邦彦以一十六字，不仅画出了雨后新荷的意韵生动的视觉形象，而且让人感觉它的勃勃生机。姜夔的《念奴娇》、《惜红衣》二词同为写荷之作，其中也不乏“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这样的名句，但却不能让人直接感受到秋荷之美。其主要原因就是姜夔没有把握住“荷之神理”。写景体物之作，其“隔”与“不隔”，“真”与“不真”在于其能否让人产生美感，产生情感，在于是否能得景物的“神理”，而不迫求形貌的真实。
　　
　　看三十二则，三十四则，三十五则，可看出王对周邦彦的词是褒中有贬的。周词的优秀之处在于他能“言情体物，穷极之巧，创调之才多”其词技堪称一流，技巧精美复杂，对词体格律形式作出贡献；精通音乐，创新词牌。柳永对慢词长调的艺术形式表现形式进行革新，强调铺叙的手法，然上下阕仍然受到固定形式的约束。周邦彦对词技进行了更深得探索创制了更精妙得艺术手法。王国维对周邦彦词技的肯定在《清真先生遗事》中可以看到“词中老杜，断非先生不可。”王国维人为周词的最大缺陷在于周词“创意之才少”，其“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其词的缺少的便是感情的真挚，意蕴的悠长，而从内容上来说，周词狭窄贫乏，落欧秦下风。此时，周所处的年代，词经过苏轼的开创内容大大扩大，客观上来说周词在内容上比之处于小词艳曲时代的欧词理应扩大很多。王国维欣赏欧词“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因而尤高。”（见二十七则，二十三则，二十一则等）；欣赏秦观词“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不言凄厉，而凄厉自在其中，欣赏“雾失楼台，月迷津渡”的意境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