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1884～1918)，在其短暂的一生中，留给世人的是几本薄薄的绘画、诗歌、小说。但他在30岁左右时名气已经很大，在死后的几年中，他的声誉达到顶点。而近几年来这个名字又得到很大的关注，有关他的传记已出了多本。那么，什么原因使他能够不断吸引人们注意的目光呢？与其说是由于他的成就，倒不如说是由于他那独特的身世、经历与令人困惑的矛盾性格。“伴随着他出生、来到世间的是一个大大的谜”。很大程度上正是围绕着他的那些谜团，造就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苏曼殊的形象。这些谜团既包括他的身世之谜，更重要的却是他的个性之谜，一个留给后人的更大的谜。正如宋益乔著的《情僧长恨》一书结语中所写的：
　　
　　“一生下地，他就带来一个大疑问，探寻了一生，追求了一生，终于还是没弄明白。不是只有他弄不明白，所有的人都无法弄明白。这是一个比金字塔下狮身人面像的谜语更难解的谜。因此，他死时，只好又把它带了去，带到另一个世界。……他死了。身体变尘，灵魂化烟，但人们记住了他。是什么东西使人们乐于想到他、寻思他？莫非他身上果然有什么神秘的东西焕发出异彩、魅力？通过他，人们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受到了什么启发？关于人、人性方面？有谁能回答这些问题，谁就认识了他，也认识了自己。但是，有人回答得出么？……诗人呵，你一生的悲剧究竟说明了一个怎样的问题呢？”（300、301页）
　　
　　本文试图解答的正是苏曼殊自己“弄不明白，所有的人都无法弄明白”的其个性之谜。
　　
　　谜面
　　
　　要了解苏曼殊的个性之谜，我们就要先来简单了解这一难解之谜的谜面――他短暂一生的经历。下面所引述的资料主要来自于他的传记《心魔》（何士夫著）。
　　
　　苏曼殊出生于1884年10月，父亲是中国商人苏杰生。他到日本经商，娶河合仙为妾。但其生母却是河合仙的妹妹河合叶子（对此，不同的传记与书中有不同的解释，我们在这里不打算深究）在生育苏曼殊后三个月其生母即离开苏家。于是，他由河合仙抚育。他幼时体弱。6岁时被父带回国。7岁开始就读于乡塾。9岁时家境开始败落。12岁时大病一场，几死。愈后，出家皈依佛门。但由于偷食鸽子肉犯戒被逐。13－14岁，在上海，学习中西文。1898年，在他15岁的时候，东渡日本。入大同学校学习。并寻母河合仙，与表姐静子相恋。失恋后，回广州短暂出家。后又返回大同学校。1902年，在大同学校毕业。赴东京入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部学习。在日本东京加入留日学生组织的革命团体青年会。1903年，转入成城学校。在这一段时间加入拒俄义勇队，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慷慨激昂，一时获得“革命和尚”的称号。随后，回国鼓吹革命。此后行踪无定忽东忽西，如浮萍，随意念之风游荡，曾两次西行。最后厌倦一切，慢性自杀而死，匆匆而去时仅三十五岁。
　　
　　钥匙
　　
　　1900年，一部《释梦》的出版标志着精神分析学说的建立。其创始人弗洛伊德作为这一学说的创建者成为对20世纪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他一生中著述极多，其中除《释梦》外，1905年发表的《性学三论》是他最具有创造性和最重要的篇章，被认为是人类知识宝库的一个最重大和最天才的贡献。在精神分析创建后的几十年中，他本人与其追随者对这一学说不断加以修正。也另有许多人因与其理论不合而创建了新精神分析学，其中以荣格、霍妮、弗洛姆等最为著名。
　　
　　精神分析理论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心理学、文学、艺术评论等的发展，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的思想体系之一。同时，这一理论也为人类了解自身提供了一把极为有效的钥匙。诚如一种众所周知的说法所表明的“精神分析是一场认识心灵的革命”（令人遗憾的是这场革命基本上没有波及到我们中国）。在本文中所借助的就是弗洛伊德、弗洛姆、霍妮等的理论，以此作为钥匙来对苏曼殊的人格之谜作一番阐述。
　　
　　谜底
　　
　　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中的“幼儿性欲”一篇中提出幼儿发展期在塑造个体性格方面的极端重要性。这一观点为后来的大多数心理学家所接受，也为理解分析个体的性格开辟了一条崭新之路。在本文中我们对苏曼殊性格的解释就建立在对他幼儿时期经历的解读上。
　　
　　让我们先通过他的婴幼儿期的经历勾画出他个性的大致轮廓。
　　
　　现代心理学都强调，婴幼儿的情感需要能否得到满足对其日后的成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0－1岁被认为是能否建立信任感的关键期。遗憾的是，由于苏曼殊生母在其出生后三个月后的突然离去，使得苏曼殊无法在这一时期建立起对人、对世界的信任感。随后几年的经历，更加固了他内心深处的一个坚定信念：没有人是值得完全信赖的，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可靠的世界上。而一个软弱无力的个体要在这个缺乏安全感的世界上生存下去，又能借助于什么方法呢？他不得不发展出一些防御策略来应付当时的问题，而相互矛盾的内心冲突也随之出现了。他生存的目的也不再是为了实现真实自我的需要，而是被迫转向了应付内心冲突。与此同时，与真实自我相联系的自发性活动亦被与内心冲突联系的强迫性反应取代了。他随后的一生正是陷于一系列的强迫性需求之中：他极度需要爱，极度需要摆脱由于缺乏安全感而带来的孤独感……但具有悲剧意味的是，他的极度需求又注定是不可能得到满足与实现的。阻碍这些需求实现的阻力并非来自于外界，而恰恰是来自于他本人。由于婴幼儿阶段的个体只能从自身出发解释发生的事情，他会认为如果自己是值得爱的，别人就会爱他。既然他没有人爱，那就证明他不值得爱。于是，婴幼年经历在他内心深处形成了“自己是不可爱的、是可憎的”这种自我意象。正是对世界的深深怀疑与这种自我意象成了他的最大敌人，他的一生都是在与此也就是与另一个自己作战，难怪他无法取得胜利。
　　
　　让我们总结一下生命早期经历对苏曼殊造成的影响。一方面，他需要摆脱孤独感，极度渴望得到爱、得到满足、得到幸福。但另一方面，在他所形成并固定的自我意象中，他又认定：自己是无价值的；自己永远得不到爱；孤独感是自己的宿命；没有什么是可信赖的，世界充满了敌意；自己也是可憎的，是不值得他人爱的；一切幸福的东西都与自己无关……于是，苏曼殊好像被分割成两个人。一个渴望着需求的满足，另一个却断然否定这些满足实现的可能。这造成了他完全无法调和的内心冲突，而他的一生注定要在这些痛苦的冲突中挣扎不止。简单点说，苏曼殊的悲惨童年铸造了他的畸形性格，而他的被扭曲的性格又直接导致了他的无法摆脱的内心冲突。他悲剧性的一生就这样被定型了。
　　
　　下面我们将对围绕着他的几个主题，作一番更深入的精神分析。
　　
　　孤独感
　　
　　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曾以清晰、生动的语言描述过人的境遇：人从出生之日起，就割断了与母亲的原始纽带。人成为抛掉这个世界上的孤独个体，而人的最为独特之处在于，人是唯一具有自我意识、理智与想象力的动物。他能够清楚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他对自身的孤独有着自己的理解与切肤体验。任何个体都明白，当自己陷于孤独时，会充满焦虑并深感软弱无力与无价值。
　　
　　对于一个在正常环境中成长的人来说，会幸运地获取一种基本安全感。他会认为这个陌生的世界并非总是充满着敌意，它虽然外化于自己，但却是可以理解的，并且还是友好的。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人会有“家”的感觉，由此产生的安全感会使他与外界建立起有效的联结途径，来摆脱掉可能产生的孤独感。
　　
　　然而，对于在不幸的环境中长大的人来说，却可悲的失去了这种基本安全感，丧失了“家”的概念。我们现在讨论的苏曼殊就不幸地陷入了这种处境之中。
　　
　　早期他没有能够获得基本的安全感，后来成长中的经历不但没有能弥补他早期的缺陷，反而被进一步加重了。如同传记中所写的：
　　
　　刚满5岁的他…由黄氏带回老家。从熟悉的亲人身边硬生生拉开………拉回广东老家，在一群陌生的亲戚间过日子。有人说苏杰不是他的生父。在亲友间，关于苏曼殊母子的来历，编造传播着许多流言蜚语。比如，说苏曼殊是东洋野种，是河合仙同一个日本人所生，日本人死后，苏杰生因为自己缺少儿子就收留了他母子，认他为已子。……当1895年病倒时，家中没有多少人对他的生死关注。他那极其敏感的心彻底变凉了。家的概念完全失去了。他12岁时的出家，是火热的心变凉后的自然反应。
　　
　　从某种层面上看，这种对“家”的丧失，为个体赢得了自由。他可以无牵无挂，随意而行。正如传记中对苏曼殊所描述的，
　　
　　他的一切行动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在人世间他过着到处漂流的生活，时间久后，他自己也似乎产生了一种自觉：故意的去东游西荡，不事安居，在孤孤单单地漂流生涯中更深地体味一种独特的人生快感。有时候，他决计要做一件事，念头一转，马上又改变了主意，转而去做另一种全不相干的事。他失去了家的概念（《情僧长恨》127页）
　　
　　他是个却了念就要动身的人，他一心一意盯住自己的念头，其余的东西一概退居其次，权衡、算计、前途斟酌等等，在别人是何等正常，在他却显得多余。（《心魔》64页）
　　
　　当他由着自己的性子，随意而行时，看上去，这种生活方式好像极其洒脱，是自由之表现。然而，这种自由却是基于安全感的丧失，其背后是深深的孤独感。读苏曼殊的作品或关于他的传记，都会明显地感到：孤独感是苏曼殊作品中不断透出的主题；他对孤独感有着特殊的敏感。他象浮萍，在生活中没有扎下根。他是“行云流水一孤僧”，在人世间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他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却没有任何可以依托之物。现代心理学认为，任何个体生存在世界上，都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建立与这个世界的联结。由此才可能建立自身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而没有了这种联结，所体验到的是深深的孤独、渺小无力与无价值感。苏曼殊所面对的正是这种自卑、软弱无力和个人无足轻重所带来的沉重压力。他无法忍受这种自由带来的重负，孤独感压倒了他，成为他完全无法忍受的东西。于是他不得不付出比一般人大得多的努力去反抗它、摆脱它、逃避它。
　　
　　为了摆脱这种深深的孤独感，他是如何做的呢？一种办法，就是寻找刺激，在刺激中麻醉自己。于他而言，他所需要的，不是安宁与平静，而是高度的刺激、刺激……虽然当人们围着他转的时候，他要抽身远走，但真的到了清静地，他又转而思念热闹。于是，我们看到他的几次出家都以短暂的几个月而告终，他其实无法忍受那种冷清。他还无法在任何地方久居。如其所言：我生性不能安分，久处一地，甚是沉闷。于是，他的行踪无定，随意东西，从一处到另一处。他永远不可能安定下来。
　　
　　我们可以看他的一段经历。
　　
　　1906年的曼殊，继续着他到处漂荡的生活，而游踪所至更为复杂。其初，回长沙，任教于明德学堂。三个月，赶往安徽芜湖。暑假中，又到上海，随后不久与陈独秀一起东渡到日本。归国后，一天都不肯安居，继续仆仆于道路，朝发夕驻，任意西东，匆匆地来，匆匆地去，……他下半年的活动列一个日程表，大概情形如下：七月回芜湖，教书两个月；九月到上海，住约一月；十月十日去杭州，十五日返回上海；十二月下旬离上海去温州，数日后又回上海。
　　
　　他宁愿把生命消磨于旅途，使痛苦有所寄托。
　　
　　有时他又会“在山水丛林间，或歌哭笑傲，或狂舞乱蹈，发作一阵，觉得浑身痛快，轻松。……半迷狂状态中，暂时摆脱了尘世烦忧，忘却了今夕何世。”（《情僧长恨》106、107页）
　　
　　我们清楚地看到：当他的激情无处安置时，他就无法安宁。甚至只是短暂的孤独他也有反应，烦燥在他身上特别明显。
　　
　　为了摆脱孤独，他还采取了一种放弃自我，投身于自身以外的力量的方式。他找到了佛，寻求庇护。于是，他不用再为自己的真正感觉操心，不用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他只需要听从佛的指挥，按照佛的指示去做就可以了。简言之，他为了摆脱不堪忍受的孤独感和软弱无力感，而依赖并屈从于外力。
　　
　　以上这些表现，用心理学上的术语说就是受虐狂。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对这类性格的人作了清晰的心理分析。他指出：
　　
　　对这些人来说，似乎总有一个敌人附在他们身上，不断地提出劝告，促使其最大限度地伤害自己。（陈学明译《逃避自由》，第190页，下同）
　　
　　一种表现形式是个人公开地寻求屈从于在他看来是强大无比的某种人或某种力量。另外还有一些表现形式，如：深感自己渺小和无用；沉缅于痛苦之中；如痴如狂等。（203页）
　　
　　消灭个人的自我并企图克服个人的不堪忍受的软弱无力感，只是受虐待狂冲动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力图使自己成为自身以外的某个强有力整体的一部分，跻身、参与这个整体之中。他认为这种外在势力无比强大，富有魅力，可以永世长存。既然他已经被接纳进这种外在势力之中，所以也分享了它的力量和荣耀。他放弃了个人的自我，宣布世界上所有力量和荣耀都离不开这个外在势力。他丧失了个人的尊严和自由，但因参与这种外在势力而得到新的安全和尊严。他不再受疑虑的折磨。这种受虐待狂者，不管他仍受外在的权威所统治，还是已将外在的权威内在化为良心或心理强迫力，反正已用不到由自己决策，用不到为自己的命运承担责任，也用不到对已决定要干的事感情忧心忡忡。当然，他更无须去怀疑生命的意义和“他”究竟是什么。由于他已把自己交给了这种外在势力，所以这些问题也根本不成其为问题了。生命的意义及自我的特性，操纵在他的自我已淹没于其中的强有力的整体之中。（206－208）
　　
　　他们的整个生命用一种微妙的方式与外在的某些力量联系在一起。他们的一切的一切，包括行动、感觉和思维都与这外力有关。他们期望得到“他”的保护、照顾，并期望“他”能对他们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通常他们对自己的这种依赖性根本不能自觉地意识到……他们只知道这种力量的主要特征就是具有某种功能，也就是能保护、帮助他们，与之共处，能解除孤独。把具有这种特性者称为“神秘的帮助者”
　　
　　他们指望借助于“神秘的帮助者”的帮助，来获得生活中的一切。当这种依赖感越强，其生活的重心就越是从自身转移到“神秘的帮助者”及其人格化的对象那里去。这样，中心问题就不再是人们如何自主自存的问题，而是如何为了不失去“神秘的帮助者”，去抓住“他”的问题，如何使自己按其眼色行事的问题，如何承担起“神秘的帮助者”所希望他们承担的责任的问题。……这种情况发展到极端，人的整个一生都在为抓住这个“神秘的帮助者”的努力奋斗中度过。（230－234页）
　　
　　当把苏曼殊心目中的佛祖与这个“神秘的帮助者”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有关他的许多行为举动就得到了很好的解释。
　　
　　在他的传记中可以看到，每当幸福降临到他身上时，佛祖的面孔就出现在他面前，使他放弃掉这种幸福。无论是逃避幸福，还是逃避痛苦，他都逃向佛祖的怀抱。他生命史上的两次西行清楚表明了他从佛祖身上寻求精神支柱的巨大努力。
　　
　　受虐狂更极端的表现形式是，不仅轻视自己、屈从外力，而且还自我伤害、自我折磨。在生命晚期，苏曼殊正是采用了这种极端的形式。事实上，在他有意识地自虐之前，在无意识之中，他已经多次进行了类似自杀的举动。而他的死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种慢性自杀。
　　
　　对于不了解精神分析的人来说，这种渴求被虐待的冲动与自我折磨的自虐倾向，仍然似乎是个谜。他们会问：难道人真的不仅想轻视自己，而且还要削弱和伤害自己吗？难道受虐狂这样做还是一种享受吗？一般人看到痛苦与不幸都退避三舍，而受虐狂却偏偏故意去尝试，这又如何解释呢？确实，如果人的行为都是合理性的和有目的的，那么受虐待狂是不可理解了。但对情感错乱和精神错乱的各种研究表明：人的行为也可能由那种产生于焦虑和其它一些不堪忍受的心理状态的冲动所激发。这些冲动力图克服这种心理状态――所谓克服，有的实际上仅仅是掩盖一下它的最明显的表现形式。而受虐待狂正是被一种不堪忍受的孤独感和无足轻重感所驱使，企图通过消灭他的自我来克服这种孤独感和无足轻重感。他用“轻视自己，使自己蒙难，使自己变得完全无足轻重”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可见，折磨自我只是他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痛苦和不幸本身并不是他要达到的目的。
　　
　　在一定的条件下，尤其是能找到满足这一冲动的相应环境或文化时，这些受虐待狂冲动可能获得某种程度的成功，个人可能会成功地解除一些明显的痛苦。但内心的冲突却不会从根本上消除。“痛苦和不幸是他为了达到他拚死拚活地追求的那种目的所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是昂贵的。象一个苦工一样，他付出多，得到少，最后债台高筑，他为之而付出高昂代价的目的――内心的安宁和平静，根本就没有达到。”（《逃避自由》205页）事实上，通过受虐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所招致的将是更大的不幸，它把人带到更为痛苦的深渊中。这种饮鸠止渴式的解决方法根本不能使人从不堪忍受的心理境况下解救出来。这是受虐待狂的最为不合理之处。然而，最具悲剧性的却在于深陷于其中的人却只会越陷越深。由于促使人们逃避不堪忍受的感觉的强迫性是如此强烈，以致于人们根本不可能再有机会选择一条现实的解决矛盾之路。
　　
　　这一切正是发生在苏曼殊身上的事。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内心的冲突，苏曼殊逃向了佛祖。然而由于这只是他的一条逃避之路，因而这条解决之途是不可能行得通的。尽管他自以为很安全，尽管他确实已“有所归属”，但他仍遭受着自我被淹没的痛苦。他和他所从属的势力并没有真正融为一体，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尖锐的冲突。他试图通过两次西行寻得解救之方，而最终却幻灭了。非但如此，借助于外力的解决方式往往在他已经遍体鳞伤的身上再多剜上几刀。实际上，在他想摆脱一条枷锁时却又套上了另一条枷锁。他渴望自由，而又不得不受到佛的控制与制约。他试图求助于佛祖来帮助他，想赖以使自己获得安全，但这是不能如愿以偿的。这种挣扎的努力必定以失败而告终。于是，他继续挣扎，但每一次的挣扎只会使他陷到更深。这是一切性格被扭曲者的可怕命运：他们将陷入恶性循环之中。每一次试图挣扎出来的努力，最终只会使他们陷得更深。
　　
　　苏曼殊的一生就是在内心冲突的支配下，挣扎的一生。他无法摆脱这一切，这就是他的宿命！当所有这些拯救自己的办法都不足以使自己解除孤独的负担，当他的一次又一次努力宣告失败后，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自杀。这是逃避的最后出路，而他也真的如此做了。他用自己的一生经历证实了这种解决方式的无效。
　　
　　我们还可以顺便指出，苏曼殊具有受虐倾向的一个旁证。
　　
　　对茶花女，苏曼殊可谓倾尽了全部情意。留东期间，常对人说，单为读《茶花女》，都有必要学好法文。问他《茶花女》好在哪里，他又不肯说。（《情僧长恨》130页）
　　
　　《茶花女》一书中对茶花女进行了理想化或者说是升华式的描写。但从精神分析角度看，不难发现茶花女身上有着受虐倾向。苏曼殊对《茶花女》的极端喜爱及对茶花女的认同，实际上是他对受虐待冲动的认同。
　　
　　爱与被爱
　　
　　现代心理学认为，在完整的生活中，爱与被爱是必须的，它是每一个人健康成长不可或缺的需要。只有通过这种需要，个体才能体验到安全感、价值感、幸福感；也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建立有效的与外界相联结的方式，抵御并消除个体的孤独感。简言之，爱是摆脱孤独感，证实自身存在价值的重要的与有效的方式。下面让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这方面的苏曼殊。
　　
　　对爱、对情的态度确实是贯穿于苏曼殊一生的另一极为引人注目之处。后人由此常把他定位在情僧、情种上。他虽然出家，但一生中却不断寻找着爱，渴望着爱。包括母爱、情人之爱、朋友的爱。
　　
　　让我们看看传记中的一些有关他与母亲、恋人、朋友间爱与被爱的关系描述吧。
　　
　　找到了母亲，母子会面便他第一次尝到了人生的温暖，但由此，也使他陷入更加难以排解的痛苦的心灵冲突之中。……母亲以一种发疯般的态度爱着他，对他倾注了人世间最醇、最深、最浓的母爱。……似乎要把儿子十几年来受的一切委屈，在短短的时间内全部都弥补填平。母亲的爱，使他有些陶醉。……但随后不久，他那渐渐平复的心又隐隐作痛起来。（《情僧长恨》27页）
　　
　　每当他尽情享受家庭母爱的幸福时，……他头脑里总有两张面孔轮流交替出现，拼命向着相反的两个方向拽他。一张脸亲切慈和，是母亲的；另一张威严肃穆，是佛祖的。他知道，在两者之中，他必须做出选择，他又知道，两者之中，事实上容不得他进行选择，他没有这个权利。尽管感情上他更依恋母亲，但他的生活道路必须由佛决定，在这个问题面前，他没有自由。（同上，30页）
　　
　　和雪鸿再度会面，在曼殊，简直是一种精神酷刑。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再回到这地方。（同上146页）
　　
　　失去朋友的信任，对他是一个沉重打击……他一贯把友情作为精神支柱之一，支撑着自己生活意志的。如今这根支柱发生动摇，他的整个精神大厦也跟着起来。……他经受着难熬的精神折磨。他垮了，精神失去了常态。冯自由在《苏曼殊之真面目》一文中记录了一则他发疯的事：曼殊偶患精神病，有一夜忽一丝不挂，赤身闯入刘室，手指洋油灯大骂，刘夫妇咸莫名其妙。发疯而至于此，足见这一事件对曼殊打击之沉重。（同上199页）
　　
　　1899年与静子相识后不久到广州蒲润寺。“他入寺之后就要求闭关三月。要在色戒上下功夫。所谓闭关，是一种自我强制性的禁闭方式。闭关是真正的苦修。”但这次出家，却不足四个月。（《心魔》43页）
　　
　　这些描述提出了许多问题。苏曼殊被称为情僧、情种，好像一生的目的与归宿，只在一个情字。他经常动尘心，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感情的漩涡之中，然而令我们深感困惑的是，他最终却要一次又一次斩断尘心，选择逃避。对于他的一系列矛盾表现我们要问：他为什么不愿与静子结婚？为什么连母爱他也无法承受？每一次恋爱事件都让把他搞得很狼狈，但他为什么还一次次地玩火呢？为什么他选择逃避的方式？是谁剥夺了他过一个正常人生活的权利？为什么他不能享受应有的幸福，这与佛祖又有何干？他为什么会做出有背常理的选择，而让他自己、他所爱的人与爱他的人痛苦？由静子他闭关；由雪鸿他足不出户。原因何在？他对肉体之欲为什么有着如此大的恐惧？我们对此应该给出什么样的解释？
　　
　　还是让我们再次回到苏曼殊的婴幼儿时期吧。
　　
　　在苏曼殊出生仅几个月的时候，生母突然离去，那熟悉的乳头突然地消失，并且再也没有回来。这种痛苦的经历会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刻下什么样印痕呢？除了感到安全感无法得到保障外，还会使得他内心深处坚信：爱（在当时表现为喂奶上）是可以随时无缘无故地取消的。在随后的几年中，他由并非生母的河合仙照顾。我们还无法清楚知道苏曼殊这一段时间的情况究竟如何。河合仙能够对这个不是自己所生，而是丈夫与人私通生下的儿子付出真正的爱吗？在对苏曼殊的爱中又有没有恨呢？如果我们做出推测，认为河合仙对苏曼殊的感情是爱恨交加的话，那这种态度将会使苏曼殊对爱的理解产生更大的困惑。即爱是极不稳定的东西。即便我们往最好的方向设想，认为苏曼殊从河合仙那里获得了部分母爱的补偿。但我们仍可以发现一个极糟糕的、无庸置疑的事实：他的父亲对他的态度是冷漠的。简言之，苏曼殊从小时起就严重缺乏父爱。父爱的缺乏，一方面使得他的储爱槽变得贫乏；另一方面由于父爱的缺失，苏曼殊很可能会陷入另一个陷阱之中不能自拔。这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著名的俄底浦斯情结，即恋母弑父情结。父爱的缺失，很可能会使他在恋母的同时弑父的欲望得到了加强。对生父身份的怀疑是重要表现。从传记中可以看出，他对父亲是极少感情的，甚至当父亲死前，他也不愿意去见他一面。至于他对父亲的憎恨是否转移到对待其他权威身上，这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有趣问题。（刺杀康有为大约可为一大佐证）但这里我们不打算关注这些，我们想要指出的是，当深陷于这种情结中时，他会陷入情感的混乱之中。
　　
　　总结一下：对于一个婴幼儿来说被人爱是至关重要的体验。然而苏曼殊在这一时期从父母处得到的爱是很少的。他的储受槽即便不是空的，也是少得可怜。
　　
　　这就导致了他成年后需要以加倍的被爱来做为补偿。事实上，他对爱的渴望不是自己爱别人（如果从心理分析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说他是极其缺乏爱的能力的），而是极度渴望被人爱。他遁入空门，不是对生活的淡漠，而是对过多情热的有意抑止。他平生最怕的，就是变成一个孤儿，对母亲的依恋，是他抵挡孤独的重要武器。而其他女人于他而言，也是生命中救命的稻草。他对女人的依恋有如婴儿之于母亲，于他而言，更多的是感情的需要。在他生命后期，他在花天酒地糊糊涂涂的生活之中，一方面是他麻醉自己的方式，另一方面也能使他从其他女性身上汲取情感的乳汁，因为他情感的储蓄罐中空空如也。此外，苏曼殊一生喜欢交朋友，他的生活史就是一部交游史，其原因也在于通过与朋友的应对来往、感情交流中，能弥补他对爱的需求。由于他极度渴望爱，因而当得到无论是母爱、情人爱或者朋友爱伊始，他感到幸福，孤独的心灵会暂时找到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