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和《楚辞》是我过古代诗歌的两个源头,历代评论诗歌,非诗则骚,非骚则诗。虽然一个是现实主义,一个是浪漫主义,但是都以表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为主,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就成了中国古代诗歌思想的主流,而将其它的一些思想边缘化,如果诗歌中未能充分表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则就会评为“无理”。中唐诗人李贺就是一例。
　　
　　李贺诗“无理”说始于杜牧对李贺诗歌“理”的评价,杜牧将李贺诗歌与《离骚》进行比较,从而得出“理”“不及”《骚》。杜牧的“不及”之说后来发展成了“无理”说,“愚尝览《李贺歌诗》篇,慕其才逸奇险,虽然尝疑其无理,未敢言于时辈。”这是较早将杜牧所说的“不及”发挥到“无理”。南宋诗人陆游也认为:“贺词如百家锦衲,五色炫耀,光夺眼目,使人不敢熟视,求其补于用,无有也”。当然也有与“无理”说针锋相对的“有理”说,姚认为:“贺之为诗,其命辞、命意、命题,皆深刺当世之弊,切中当世之隐。”进而认为“以贺诗为唐《春秋》可也”。于是姚注将李贺的诗歌与两《唐书》——索引应证。然牵强之处太多,被人讥笑。钱锺书批评说:“不解翻空,务求坐实,尤而复效,通人之蔽。将涉世未深、刻意为诗之长吉。说成寄意于诗之屈平,盖欲翻牧之序中‘稍加以理,奴仆命骚’二语之案。皆由腹笥中有《唐书》两部,已撑肠成痞,探喉欲吐。无处安放。于是并长吉之诗,亦说成史论,云愁海思,化而为冷嘲热讽。”从总体来看,李贺诗歌的“无理”说在中国古代占据了主流。
　　
　　对李贺的诗歌之所以存在这样一个“理”之争,原因就在于中国古代对诗歌中“理”具有特殊的规定性,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杜牧在评论李贺诗歌的“理”时已经作了说明:“骚有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乃贺所为,得无有是。”杜牧这里的“理”是指朝政得失和君臣大义。即修齐治平的传统主流诗歌思想。而姚氏要推翻“无理”说,也找不出新的路子,十分牵强地把李贺的诗歌与史对照,想证明李贺的诗歌是在表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的。这种做法当然也不能从根本上确立李贺诗歌的有理说。所以在中国古代诗歌评论中。无理是对李贺诗歌的主要评价。
　　
　　“鬼才”李贺诗歌之所以被沦为“无理”,并非他的诗歌真的缺乏思想性,而是李贺诗歌表达的是边缘性的思想,而非传统主流的修齐治平思想。李贺诗歌边缘性的思想就是他诗歌中表达的哲理,即“从天运著眼”,站在天运的立场来审视生死功名。
　　
　　要理解李贺的哲理,首先要了解李贺观察世界的立足点,李贺观察世界的立足点是死亡点。古人相信,人最终有两种终极归宿,一是死,变成鬼,生活在地下,一是不死,修成仙。生活在天上。而李贺认为,鬼也会死,仙也会死,包括至高无上的天神也会死,可见李贺首先从考虑个人的生死问题出发,连带考虑了所有生命的生死问题,最终他发现没有不死的生命,死是客观的,一切生命都无法避免。在李贺的眼中等同生死,死不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死亡是“天运”。非人力所能改变。于是李贺在诗歌中运用大量“死”、“老”、“朽”、“枯”等字眼,以此来刺激读者。
　　
　　从死亡这一点出发,继续顺着时间走下去。李贺发现,人死和鬼生在时空上是前后相继的,李贺将人和鬼、人间和地下两个不同的时空联结起来。古乐府的《苏小小歌》表现了人世中的苏小小的爱情故事,这里的爱情故事也因为人的死亡而完结了。而李贺看到死亡并不是事物的终极,他发挥想象描绘了死后的苏小小的爱情故事,跳过了死亡的限制。将人的爱情故事和鬼的爱情故事联系起来,死只是事物由一种状态转换成另外一种状态。由一个时空转换到另外一个时空。“漆炬迎新人。幽圹萤扰扰”,“新人”就是新死之人,人间的人老死,地下的鬼新生,这是一个同时发生的事情,死只是将一个时空中的生命状态转换成另外一个时空中的生命状态。总之,李贺认为,死亡使生命的状态进行了转换。但是时空却没有断裂,“漏声相将无断绝”,于是把他的目光转向了无限的时空。可见,李贺时空观的形成,是从考察个体生命的生死出发,站在死亡这一点上,然后将目光投向无限广阔的时空。他将死亡作为观察世界的立足点,向前看到的是一片有限的生命,向后看到的是无限的时空。
　　
　　李贺一生虽短,但是他的时空观在他短暂生命的不同阶段中出现了变化。
　　
　　首先看一下李贺做奉礼郎前即元和四年(809年)前的时空观。
　　
　　帝重光,年重时。
　　
　　七十二候回环推,
　　
　　天官玉管灰剩飞。
　　
　　今岁何长来岁迟,
　　
　　王母移桃献天子,
　　
　　羲氏和氏迂龙辔。
　　
　　(《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并闰月)·闰月》)
　　
　　此诗作于元和三年(808年)参加河南府时作的,此时的李贺已经认识到了时空的无限性,但是从“重光”、“重时”、“回环推”和“迂龙辔”等词来看,这时李贺所认为的时空的无限还只是时空简单的循环,还没有意识到时空运转的一维性和不可逆转性,这时候李贺的时空观还显得不成熟。这一点在李贺同时期别的诗中也体现了出来,如《浩歌》中写到:“南风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吴移海水。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此诗作于元和四年(809年)进士不第东归昌谷后,从“千遍红”、“几回死”等词表明李贺当时所认为的时空无限是因为时空一次一次反复循环,简单重现。
　　
　　元和五年至八年(810—813年),李贺在长安做了三年的奉礼郎,这期间李贺对时空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刻,表达时空观的诗歌也相比以前增多,他的时空观变得成熟,变得科学。“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海沙变成石,鱼沫吹秦桥。空光远流浪,铜柱从年消”、“羲和骋六辔,昼夕不曾闲。弹乌崦嵫竹,扶马蟠桃鞭。蓐收既断翠柳,青帝又造红兰。尧舜至今万万岁,数子将为倾盖间”,这些诗歌都作于元和五年至八年在长安作奉礼郎期间,从这时期的诗歌来看,李贺认为时空的无限性这一点没有变,在此基础上,李贺摆脱了历史循环思想的束缚,抛弃了时空简单循环的思想,他所认为的时空无限性也从简单循环变成了一维运行,如“海尘新生”、“海沙变成石”,时空从简单的重现变成了新旧事物的交替,他既看到了“昼夕不曾闲”时空无限的一面,也看到了“蓐收既断翠柳,青帝又造红兰”的新旧交替,这样的时空观比简单循环的时空观要更科学,更客观。
　　
　　813年李贺辞去了奉礼郎之后,时空观没有再发生什么大的变化,依然把目光投先无限广阔的一维方向行驶的时空,但是对生死功名的态度却发生了很大的变换。辞官后的李贺更注意利用自己业已成为系统的时空观重新审视生死功名,也就是从“天运著眼”,透过世变再来看人生的生死功名,以《金铜仙人辞汉歌》为例: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
　　
　　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
　　
　　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
　　
　　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此诗作于元和八年(813年)辞官离开京城奔赴洛阳的途中。整首诗分三个部分,前四句以金铜仙人身份来见证汉武帝刘彻生死功名,中间四句是以拟人化的手法让金铜仙人自叹身世,最后四句又以天和月的身份来见证金铜仙人身世。前四句中提到的“茂陵刘郎”即汉武帝刘彻,在《苦昼短》中也提到过。即“刘彻茂陵”,文人墨客言谈建功立业的时候,无不将秦皇汉武作为榜样,但是在李贺的笔下,对汉武帝刘彻的功绩作了另外一番诠释。金铜仙人为汉武帝刘彻所立,然而当年的汉武帝已不复存在,宫苑也成了荒废的景象,而这一切都被金铜仙人见证,面对时空的消蚀,纵然是一代帝王汉武帝的功绩,也显得那么渺小。中间四句是以拟人化的手法让金铜仙人自叹身世。金铜仙人可以穿过更广阔的时空,所以能够看到汉武帝刘彻的生死功名在历史上的消亡。而金铜仙人的命运又怎么样呢?李贺在另外《古悠悠行》一诗中提到。“空光远流浪,铜柱从年消”,这铜柱就是托金铜仙人的铜柱。铜柱随着岁月的消磨消失了,即金铜仙人也随着岁月的消磨而消失,若铜人有情,也会流泪。而后四句又以天和月的身份来见证金铜仙人,前日是送客之人,今日成了被人送之客,“东方日不破,天光无老时”,只有时间和空间永远不会消失,它们可以见证一切。整首诗歌的意思就是说面对无限的时空观,个人的生死功名显得毫无意义。一代帝王的功绩会被时空消磨,金铜仙人也会被时空消磨,只要时间足够的长,一切都会被时空消磨,于是李贺说:“病骨犹能在,人间底事无?何须问牛马,抛掷任枭卢。”病骨尚在也是姑且存在,人事已非却是永远消亡,“牛即牛。马即马,一听自然,无所置力,如博者之任枭卢而已。”此时的李贺已经不再有“少年心事当拿云”的豪言壮语,也不再有“提携玉龙为君死”的义无反顾。所以当李贺从无限的时空再返回来审视生死功名的时候,他放弃了对功名的追求,也放弃了对享乐的追求。从而也消解了心中痛苦。钱锺书先生指出:“他人或以吊古兴怀,遂尔及时行乐,长吉独纯从天运着眼,亦其出世法、远人情之一端也。”
　　
　　李贺诗歌中之所以将生死功名进行这样的审视,或者说李贺的诗歌在思想上之所以表现出这样的边缘性,在于李贺是一个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李商隐在《李长吉小传》中记载:“长吉细瘦,通眉,长指抓。”可见李贺相貌丑陋身体瘦弱身材细长。这里提到的“通眉”,李贺在《巴童答》)和《高轩过》中也提到。“庞眉”其实就是眉毛黑白相杂,所以“庞眉”经常是用来形容老人的,如果老人的眉毛黑白相杂,表明老人长寿,而黑白相杂的眉毛出现在年轻的李贺身上,就不那么和谐了,是一种疾病的症状。李贺自己在诗歌也反复言及自己的疾病。“日夕著书罢,惊霜落素丝”,这里是说作诗用心过度,头发迅速变白。就好像是突然之间白霜降落在头上一样。然而这首诗作于元和四年(809年),当时李贺只有20岁。由于体弱多病,李贺不得不常年服药,吃药成了他必须的日常生活,“无力涂云母,多方带药翁”李贺无论走到哪里,都必须随身带药,成了“带药翁”。李贺多病的身体和丑陋的相貌,使的李贺不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再加上他自己行为的怪异,整天骑这一个瘦驴早出晚归,少与人交往,过着极端边缘性的生活。
　　
　　李贺追求功名过程中的遭遇,则使李贺本来已经边缘化的生活方式加剧。元和四年冬李贺准备参加来年正月礼部考试,有人却以“父名晋肃,是以不能进士。”为由,阻止李贺参加考试,这对李贺的打击十分大,虽有韩愈为之作《讳辩》,但是李贺最终还是“竟不就试。”元和五年(810年)李贺谋得到了一个叫奉礼郎的小小官职,这一遭遇诗人喜称为“小树枣花春”。奉礼郎是一个极小的官。干的是极为琐碎的事情,“眼大心雄”、“少年心事当拿云”的李贺断不会满足于这样的职位。碌碌无为地过了三年,元和八年(813年),李贺又心恢意冷地回到了故乡,“去家三年今如此,索米王门一事无”。元和九年(814年)李贺又踏上了另外一条求取功名的道路,投奔潞州张彻幕,意欲于马上取功名。然而体弱多病的李贺。于马上取功名谈何容易。又是碌碌无为的三年。元和十一年(816年),李贺自潞州归。从潞州归后不久,李贺便去世了,终年也只做了一个小小的奉礼郎。
　　
　　李贺身体状况本已不好,使得李贺不得不过着极端边缘化的生活,社会的原因,又将李贺排挤在功名之外,因社会角色的缺失,使得李贺本已经边缘化的生活更加边缘化。在李贺这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仿佛已经成了别人的事情,而生死“天运”问题却突显了出来。在现实和未来都无法为他提供消解心理苦闷的情况下,李贺看到了死亡其实是一种很好的心理安慰方式,当然李贺没有立即去死,他将生死功名投放到无限广阔的时空观去审视,在无限的时空中,一切都是平等对待的,于是李贺也就消解了心中的痛苦。李贺这种对生死功名的审视,即使在现代社会也很难被人接受,也是极为边缘性的思想,更何况在中国古代,是以李贺被称为“鬼才”。（杨远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