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词的发展史上，北宋前期的令词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家在令词方面接受了南唐系统，同时以众多艺术圆熟、意境浑成的典范之作提高了它的抒情风格。晏几道是其中的佼佼者，陈延焯《白雨斋词话》评价，“北宋晏小山工于言情”，“措词婉妙”,“一时独步”。晏几道词清丽婉曲，深沉真挚，意境天成，标志着北宋前期令词的最高成就。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文学体裁的兴盛，都不只是一个有关形体自身形体嬗变进程及其规律的文学现象。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指出：“文章关气运，非人力”。晏几道的词作，正是文学艺术为适应西蜀、南唐以来社会文化的变迁而作出的调整与选择的结果。笔者将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说明晏几道词风形成的原因。
　　
　　一、时代转捩与文人心态
　　
　　北宋建国以后，世人多认为是南方绮靡的文风造成了两蜀、南唐政权的软弱。北宋蔡绦《西清诗话》载太祖语：“李煜若以作诗之功夫治国家，岂为吾所俘也？”据《宋史?蜀世家》载，太祖尝召官至后蜀宰相的欧阳炯奏长笛数曲，御史中丞刘温叟听到这个消息后进谏说：“禁属之职，典司号命，不可作伶人之事。”太祖回答说：“朕尝闻孟昶君臣溺于声乐，炯至宰司，尚习此技，故为我所擒，所以召炯，欲验言之不诬也。”仁宗时，田况撰《儒林公议》，提起西蜀、南唐的靡靡之音，还颇有闻之色变之感。“伪蜀欧阳炯，尝应命作宫词，淫糜甚于韩偓，江南李坦，时为近臣，私以艳藻之词闻于主听，盖将之之兆也，君臣之间，其礼之先矣！”从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窥见宋初南方文臣备受歧视的状况。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景德二年（1005年）五月，是岁贡举，抚州（金江西）进士晏殊年14，大名府(今属河北)姜盖年12，皆以俊秀闻，召试时，晏殊才思敏捷，为文典赡，深得真宗叹赏，宰相寇准（陕西人）因晏殊是江南人，便欲抑之而进姜盖。寇准为一代名相尚且如此，余人也就可想而知了。陆游曾在《论选用西北士大夫习札子》一文回顾道：“臣伏闻天圣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时至北宋中期，统治者的用人观念有所变化，但最高统治者提防南人的意向是一直存在着的。自唐末五代以来，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文人豪士多聚于南方，这就必然引发南方文人进入政治权力中心的要求。在对待这一点上，宋太祖以文官任知州来笼络文人士大夫，客观来说，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作为赵宋政权赖以生存的中坚力量，宋初文人在政治生活中，无论是入参大政者，还是郁于下僚者，无不怀有报国之志和济世精神。但是北宋又是一个政局多变的时代，新旧党争此起彼伏，党派之间互相“倾轧”。景佑三年，范、吕之争，欧阳修以书怒责高若讷被贬夷陵。神宗朝（1068——1085），新党执政，反对变法的旧党人士多被排斥出朝廷，哲宗元佑间（1086——1093）高太后听政，启用旧党人士而力排新党，哲宗绍元、元符（1094——1100）年间，新党卷土重来，大肆迫害旧党人士，苏轼及其门下，贬谪放逐，无一幸免。
　　
　　因诗入狱，以文获罪，在这样反反复复，此消彼长的权力斗争中，任何不慎的言行都可能遭致政治上的打击。个人抱负的无法张扬，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导致的沉重失落感，在诸多士大夫的心灵中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回避一些金刚怒目式的文字，也便成了一些文人的无奈选择。为了寻求新的心理平衡，他们将人生追求由外部的社会政治转向自我，转向内心的官能感受。“缘情而靡”的词体在宋初不入主流不受重视的地位，无形中为压抑的士大夫们提供了文学避难的桃花源。晏几道便是这其中之一。他虽贵为宰相之子，但家境至他时已然中落，四十五岁时因郑侠案入狱，年至五十三才得颖昌许田镇监管一职，晚年甚至衣食不济，可以说是一生坎坷。另外，他这一生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更多的体验到命运的坎坷，人生的失意，仕途的蹭蹬和生存的忧患。但正是由于拥有了这样坎坷的经历，才使得晏几道的词作达到了“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的境界。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一文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可以很好地揭示这一点，“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传诗者，多穷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之难言，盖愈穷则愈之，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晏几道“兼写一时杯酒见闻”，“期以自娱”的选择无疑是怨悱伤心自不待言的。故冯煦在《六十一家词选例言》里说：“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他创作的词也不能不受这种政治所投于心灵的支配与影响，从而显现出一种深沉、悲凉的底蕴来。
　　
　　二、音乐的发展
　　
　　词是一种配合音乐以供歌唱的文学形式，它必须配合音乐，按曲倚声。张惠言《词选序》曰：“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言，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名曰词。”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存在着三种音乐体系，先秦西汉的“雅乐”，东汉魏晋南北朝的“清乐”以及隋唐以来的“燕乐”。雅乐发展到汉魏，当时的乐府中汇聚了全国各地的音乐精粹，一变而为更加复杂多变的“清乐”系统。随着隋唐的统一，西域各国传来的音乐，如“胡乐”，“龟兹乐”等等与当时的“里巷杂曲”相结合而产生了一种新的声乐系统——“燕乐”。伴随着音乐的变化而变化的，是诗歌体裁的发展和革新，从四言到五言而七言，从《诗经》到《离骚》到古体诗再到格律化的近体诗，处处可见诗与乐分分合合的痕迹。北宋统一中国，集中了各地的音乐人才，在承袭隋唐旧制，尤其是在接受南唐音乐成就的基础上，创建了一代乐制。当时的统治者“不喜郑声”，据《宋史?乐志》载，“真宗不喜郑声，而或为杂词，未尝宣布于外……又民间作新声者甚众，而教坊不用也。”既然统治者竭力维护传统雅乐的地位，而不重视“胡夷里巷”，加之晏几道出身书香门第，作品中不可避免的有“雅化”的倾向，王灼《碧鸡漫志》说他“如金陵王谢弟子，秀气胜韵，得之天然”是很中肯的。宋翔凤《乐府余论》中言，“北宋所作多付筝琶，故chan缓繁促而易流。”这也就是说，北宋时词人的词作，抒情主人公情绪活动的跳跃性很大。这和简短小令精悍的结构是密不可分的。李清照词论言小山词“苦无铺叙”即言此状。《新唐书?礼乐志》说到燕乐二十八调的特点：“从浊至清，迭更其声，下叫益浊，上则益清，慢者过去，急者流荡。”燕乐富于变化的一面由此可见。至宋初一代，词已经发展到了“倚声填河”的阶段，高度程式化，时有抑永“作新声”，创制慢词已顺应民间音乐的发展。晏几道大量创作令词，可以说是赶上燕乐的末班车，在新调与旧调交接的短暂的瞬间，爆发出了如夕阳余辉一般的美丽。他的小令珠圆立润，此后，再无全力做小令者。
　　
　　三、地域特点
　　
　　晏几道词风逼近乃父晏殊，世人多以“二晏”称之与南唐“二李”并提。这是不无道理的。况周颐《蕙风词话》说，“小山词从珠玉词出”，夏敬观说，：“晏氏父子，嗣响南唐二主，才力相敌。”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说：“晏氏父子，仍步温、韦，小晏精力尤胜。”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说“叔原词在诸名胜中，独可追逼花间，高处或过之。”不难看出，北宋初期的词人主要是继承了《花间》、《尊前》和南唐作品系统。南唐次以哀怨疏朗胜，西蜀词以绮婉柔媚胜。这两者的交融发展，造成了北宋初几位词人的成就。近人冯煦在《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中说道：“文忠家庐陵，而元献家临川，词家遂由江西一派，其词与元献同出南唐，而深处则过之。”北宋刘攽《中山诗话》曰：“晏元献尤喜江南冯延巳歌词，其自所作，亦不减延巳。”据上引之分析，欧阳修、晏殊等人词风之所以受南唐的影响，与他们同是江西人（五代时属南唐）有关。这一说笔者认为是可取的。中国疆域广大，自古以来就形成了若干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如《诗经?国风》便分为《郑风》、《陈风》、《魏风》、《齐风》等15个部分。《汉书?地理志》不但明确地提出了“域分”的概念，而且写道：“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好恶取舍，动静之长，随君上之情欲。”它把文化的动因归结于两个要素，即水土的构成（自然环境）和王侯的引导（人文环境）。故生活在同一地理环境中的作家，因审美情趣和情感表现方式的接近，常常会形成大体相同的艺术风格。《苕溪渔隐丛话》录有一段话说：“荆公曾问山谷云，‘作小词曾看李后主否？’云：‘曾看。’荆公云：‘何处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为对。荆公云，未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箫寒’，又‘细雨湿流光’最好。”王安石、黄庭坚两家平生诗、文均有所成就，但作为江西人，对南唐中、后主自成一家的词曲作品，却赞不绝口。由此可见，晏几道作为一名江西人，又生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是很难不受影响的。毛晋说：“诸名胜词集，删选相半，独小山集直逼花间，字字娉娉袅袅，如揽嫱、施之袂，恨不能起莲、鸿、蘋、雪，按红牙板唱和一过。”晏几道在他的《小山集自序》中说，他的词都是为歌女写的，“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这和《花间集》“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手，拍按香檀；不无清色之辞，用助娇娆之态。”是同一个意思。他的词风妙丽的一面，无疑和这样的熏陶是分不开的。
　　
　　四、个人性情
　　
　　黄庭坚在《小山词序》中评价晏几道，说他有“四痴”，“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由此可见，他虽是一位没落的王孙公子，但不失为一位有情有义至真至善的杰出词人。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价道：“李后主、晏叔原皆非词中正声，而其词则无人不爱，爱以情胜也。”晏几道在《小山词自序》中曾描绘过他昔日的生活：“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蘋、云，品讴娱客”，“已而君龙疾废卧家，廉叔下世”，“感光阴之易迁，叹境缘之无实也”。晏几道的词世界，完全是一个女性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他飘零无依的身世，他多愁善感的个性，他痴人说梦的凄凉，他蔑视权贵的态度，使得他活脱脱是一个早生了几百年的贾宝玉。据王灼《碧鸡漫志》，蔡京重九冬至遣客求叔原长短句，叔原欣然为作《鹧鸪天》，竟无一语及蔡者。又据《邵氏闻见录》，“元佑中，叔原以长短句行，苏子瞻因鲁直而见之，则谢曰：‘今日政事唐中半吾家旧客，亦未暇见也。’”晏几道独特的个性由此可略见一斑。这一点还曲折地体现在他的词作中。尽管他在《自序》中写道写作的目的是“期以自娱”，但他又写道“病世之歌词，不足以析酲解愠”，故“补亡一编，补乐府之亡也”。
　　
　　这看似矛盾的话语背后，实际上掩藏着和李白“大雅久不做，哀怨起骚人”相同的感慨和抱负。如《临江仙》：
　　
　　淡水三年欢意，危弦几夜离情。晓霜红叶舞归程。客情今古道，秋梦短长亭。　　
　　渌酒尊前清泪，阳关叠里离声。少陵诗思旧才名。云鸿相约处，烟雾九重城。
　　
　　晏几道出生于一个钟鸣鼎盛的荣华富贵之家，黄庭坚说他“平生潜心六艺，玩思百家，持论甚高”。他的父亲晏殊贵为北宋"太平宰相"，“水调声长歌未了，掌中杯尽东池晓”（《蝶恋花》），是他当年放纵无节制生活的写照。可以说，这样奢华的生活和良好的教育使得他的个性里有很重的“少陵诗思”情结，多以自我为中心，对自己的前途抱有乐观的向往。又如《阮郎归》：
　　
　　天边金掌露成霜。云随雁字长。绿杯红袖称重阳。人情似故乡。　　
　　兰佩紫，菊簪黄。殷勤理旧狂。欲将沈醉换悲凉。清歌莫断肠。
　　
　　况周颐《蕙风词话》解释说：“‘殷勤理旧狂’五字三层意，狂者，一肚皮不合时宜，发现于外这也，狂已旧矣，而殷勤理之，其狂若有甚不得已者。”
　　
　　这首词可以说是晏几道对自己内心世界最最真实地描绘。词人面对当世的内忧外患，空有一身抱负却无法施展，这样的悲愤与感伤，叹息与惆怅，回忆与凄凉，无不如拨云见日，一一呈现，顿觉沉重。
　　
　　再如《玉楼春》：
　　
　　雕鞍好为莺花住。占取东城南陌路。尽教春思乱如云，莫管世情轻似絮。
　　古来多被虚名误。宁负虚名身莫负。劝君频入醉乡来，此是无愁无恨处。
　　
　　作者愤而鄙之，狷介不合世俗的性格跃然纸上。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临于理想故也。”末二句沉溺醉乡，借酒浇愁的境界，实在是作者愤世嫉俗、高洁固究的呐喊。
　　
　　五、结语
　　
　　王灼《碧鸡漫志》说：“贺方回、周美成、晏叔原、僧仲叔各尽其才力，自成一家。”充分肯定了晏几道词作的独特性。他兼有欧阳修的俊秀，李煜的哀怨，晏殊的圆润和温庭筠的深婉，这种词风的形成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黑格尔《美学》说，“艺术家所以成为艺术家，全在于他认识到真实，而且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晏几道未尝不作长调，如《六幺令》。但他固执地把小令作为他情感的主要载体，众促成了他“一时独步”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