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父 ·屈原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赏析一】
写作背景：屈原是一个很有理想的政治家，他对于社会、对于人生，都有自己一种很美好的看法，而且为实现自己美好的理想，一直在奋斗。他的被流放，实际上是他奋斗遇到了挫折、遇到了失败。他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故国处在一个危机当中、个人的事业处在挫折当中这样一个困厄的境地，在这样的情况下写下了《渔父》。所以《渔父》表现的是屈原自己内心的一种矛盾，和在矛盾面前，自己最终的一个抉择。
我们可以把渔父理解为真的屈原在泽畔碰到一个老人，可能还是一个打鱼的人，和他有过一番类似的谈话。但是，也可能只是屈原自己把自己内心的矛盾，用一种文学的手法表现出来了，也就所谓自设问答。这个渔父可能是个虚构的人，他内心里有两面，这两面在他心里形成了一种张力：一面就是社会既然如此，我何苦这么执着呢？我也有能力来适应它。适应它，我的处境就会好起来，至少我不会处在危险的境界里。这是一个声音。可是另一个声音也同时在响，说，我的社会理想、我的政治理想、还有我自己人格的追求，不能够为一时的这种名利，或者是外界的这种诱惑、压力所动摇。我要坚持。那么这两种声音，他把它化为两个形象，就有了渔父和屈原的这番对话。那么这个作品，我们想这样来理解，可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实际上，《渔父》、《远游》、《卜居》，完全可以和《离骚》对照来读。《离骚》也表现了屈原内心的这种矛盾，不过《渔父》是用另一种更灵活、更生动的方式，集中的体现了这样一种矛盾的状态。它通篇没有最后一个结论。屈原没有说服渔父，渔父也没有说服屈原，最后渔父自己扬长而去。但是我们知道屈原，他在这篇作品里，表现的是一种矛盾的心态，但是他最后用自己的行动作了一个结论——这就自沉于汨罗。当然自沉于汨罗这件事情，用我们今天的人来看，对于这种具体的行为方式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自沉于汨罗所表现出来的，对于自己理想的这种珍爱、对于自己这种操守的坚持、对于自己整个人生价值取向的执着——这样一种精神，我想我们今天仍然应该抱着一种十二分的崇敬。
作品的艺术价值：当时的人——生活在封建时代的人——只要是作为一个有良心的、有知识的、有头脑的一个读书人，或者说一个世人，或者哪怕是一个一般的人，都有这样一种两难的选择。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人，其实何尝不是如此？面临着一种选择，最后自己作出一个和自己的人格有着一种提升意义的最后的决定，我想《渔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塑造了一个文化范形。那么这种文化范形的影响是长远的。另外还有一点，这篇文章很短小，但是写得很生动，特别是它这种自设问答。这种方式在词赋的发展史上是一种滥觞之作。
作品对后世的影响：它对后世的影响，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它这里面是两个人物：一个屈原很执着，一个渔父很旷达。可是到后来，对后代的文人发生了影响，这两个形象往往是揉合到一起的。后来人们很多都愿意来谈渔父，实际谈的那个渔父和屈原里的渔父稍有不同：这个《渔父》篇里的渔父，它是作为屈原的一个对面，不是对立面。屈原是要坚持自己的操守，渔父说，不妨随和一些，“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就是说我们可以随环境，自己可以有一个新的选择，我们适应它。我濯缨也罢、濯足也罢，反正我还是濯了。所以它既有自己的某一种原则和立场、或者行为方式，但是又有一种变动。屈原是执着，他是一种超脱。某种程度上他有一种和光同尘，但是到了后来，很多文人都写渔父词，或者是塑造渔父的形象，往往是把这两个结合到一起。面对着一种或者是不理想的，甚至是污浊的、丑恶的社会，那么我要洁身自好。这是一面，这一面和屈原有相似的地方。另一面追求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的人生境界，把这两个结合到一起了。一方面有一种高洁的人格和人生境界，另一方面我还要自由，要摆脱社会的一些名钩利锁，或者其它方面的束缚。比如柳宗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个“独钓寒江雪”的画面和里面的这种意味，我们可以体会。它有一个品格高洁，然后是一种自信。再比如他的另一篇《渔翁》：“欸乃一声山水绿”，这也是渔父撑着船远远的逝去了。可是逝去，它不是带着一种和光同尘的说法逝去，而是带着屈原这种理想逝去。它是一种结合。那么这样一种结合在文学史上、文化史上形成了一种传统。我查了一下《四库全书》，《四库全书》里点击一下“渔父”这个词，出现了2676条。这里面当然不全和屈原的《渔父》有关系，有些和《庄子》的《渔父》有关，有些可能就和一般的渔父有关。但是我大致分析一下，至少不下于千条和屈原《渔父》有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也就是说，它作为一种文化范形，或者是这里面衍生出来的这种渔父的形象，已经成了一种符号。这个符号就是坚持操守、追求自由这样一种人生的代称。甚至于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前几年演的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一开始的主题曲“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为什么要说“渔樵”，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都是有隐逸的味道，而隐逸又和渔父这个意象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个作品虽然很短小，但它却成为文学史上，甚至于某种程度上文化史上、思想史上的一个经典。
在《楚辞》里，《渔父》是很特殊的一篇。有两个问题一直在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一个是《渔父》的作者，一个是《渔父》写于什么样的背景，或者说具体的时间。关于作者，古人大多数都相信《渔父》是屈原自己写的，而今人大多数都认为它不是屈原写的。但是，尽管不是屈原写的，也是和屈原关系很密切的人，比如说他的学生写的。也就是说，不管对于它的作者最后的认定是不是屈原，总之，和屈原是有关系的，和屈原的思想和经历都很密切，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在什么时候写的，或者在哪个地方写的。这大致也是两种说法。一种就是在怀王的后期，屈原被流放到汉水流域的时候，在汉水下游的某个地方写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到了顷襄王的时候，也就是说到了屈原的晚年，在汨罗江附近。“行吟泽畔”写的是洞庭湖湖畔，在这个地方写的。这个作为学术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要找出真相，但对于我们理解这篇作品没有太大影响，因为它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写的，有一个背景是相同的，就都是屈原被流放，政治上被迫害，个人人生遇到了一种困顿，处在困恶之境下写出来的。（南开大学副校长、文学院院长陈洪教授 据《央视国际》资料整理）
【赏析二】
愤世嫉俗黑白昭彰——屈原《渔父》赏析
屈原，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楚辞”的代表作家。《渔父》是屈原遭到了国内腐朽、反对势力的排斥和迫害，屡次被贬官和放逐，人生际遇处在极其困恶之境下写出的脍炙人口的诗篇之一。它采用“屈原”与“渔父”的“问答”形式，作出了自己最终的一个抉择。全诗刻画了屈原“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宁可“葬身江鱼之腹”，也决不“蒙世俗之尘埃”的高贵品质。
本文虽然虚构了他与“渔夫”的问答对话，但是这其实就是诗人自己的内心独白。当然，我们可以把“渔父”理解为真的屈原在江湖泽畔碰到一个渔人，和他有过一番类似的谈话；也可能只是屈原把自己内心的矛盾，用“自问自答”的方式传达出来。而后者的可能性更大。通过这种假设问答，我们可以看出：是随波逐流、谄媚取宠以苟且偷生，还是保持高尚纯洁的本性、与世俗抗争而独行其是呢？屈原心理早就有了结论。只不过借这个虚构的“渔父”，把世俗人趋炎附势的内心世界和自己洁身自好、羞于同流合污的光明磊落的志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罢了。全篇的重点在于：一方面是面对颓败混浊的世风，诗人从心底发问：“我”何苦这么执着呢？“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意思是说我们可以随环境，作出自己新的选择，“我”也有能力来适应它。我濯缨也罢、濯足也罢，反正我还是濯了。这是一种心灵独语。而另一方面，那就是“我”所追求的美的理想、“我”的高洁的情操、顽强的意志都到哪里去了？不，“我”虽然身处逆境，有志难展，理想破灭，但是，热爱祖国和人民，保持高洁的情操，做一个“廉贞”之士的决心至死不移。“我”不能为一时的名利、诱惑、压力所动摇，“我”要坚持。因此，这两种声音，屈原把它化为两个形象意旨，从而产生了“渔父”和“屈原”的这番对话。当然，最后以“渔父”自己扬长而去作了结语。虽然屈原没有说服“渔父”，“渔父”也没有说服屈原，但是，我们透过文章结尾“不复与言”四个字，一切并知：在屈原与“渔夫”的争辩中，黑白已经昭彰，是非终究分明。
《渔父》中的“渔人”这一形象，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很大。例如唐代柳宗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个“独钓寒江雪”的画面和蕴涵的意味，我们可以这样体会：柳宗元在诗中的意境并非是借钓鱼而钓人，以求像《封神演义》中的人物姜子牙一样。姜子牙八十岁在渭水边垂钓，被周文王访得，拜为丞相，后又助武王起兵伐纣，终于完成兴复周室的大业。而柳宗元的“独钓”和屈原，的“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境界是同出一肘的。从诗的一、二两句的韵脚来看，“千山鸟飞绝”的“绝”，可以换成“尽”字，“万径人踪灭”的“灭”，可以换成“隐”字。为什么用“灭”“绝”二字？可见诗人对当时“举世混浊”“众人皆醉”的现实何等的不满与愤恨！诗人的“独钓”，已经不是幻想得到当朝统治者的重用，而是将整个世界钓在他的竹端，惟有他怎样懂得演绎人生。其孤寂与乐观化成了一江冬钓图。它有一个品格高洁，然后是一种自信。有人把《渔父》和《庄子》的《渔父》对比研究，从而衍生出“渔父”这一文学形象，它是中国文化特有的符号。诠释此符号就是“坚持操守、追求自由”这样一种人生的代称。
另外，《渔父》采用的主客问答、韵散兼行的体例，也为诗人淋漓尽致地抒发情感奠定了基础，对后世赋体文的发展也提供了很好的文学样式。（朱庆和）
【赏析三】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旬》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渔父》中的人物有两个——屈原和渔父。全文采用对比的手法，主要通过问答体，表现了两种对立的人生态度和截然不同的思想性格。全文六个自然段，可以分为头、腹、尾三个部分。文章以屈原开头，以渔父结尾，中间四个自然段则是两人的对答。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地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餔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附带说几句，传统上一般将楚辞作为诗的一种别体——一种带有地域性的诗体，《渔父》虽是散文(部分语句也押韵)却又饱含诗意，颇似现代所称的散文诗。所以本文也将《渔父》列入“先秦诗”之中加以评析。 (陈志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