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随着学科建设的发展，古典文学研究潜伏的危机正在显露。一是文学与文献之分裂：大量的文献尘封于图书馆，专著如山，却甚少发明。二是文学与地域之不通：研究应越具体深入越好，可是我们落实在时间的脉络中较多，落实在空间的脉络中较少，忽略了中国文学很强的地域传统。三是大小传统（雅俗）的疏离：诗文与戏曲小说民俗等不通，这已经成为大问题。四是传统与现代之对立：与史学、哲学等相比，明显不富于现代活力，学者多将传统作为死文学来研究（作为一个最近的反拨，章培恒教授的“古今贯通文学研究”自设学科，已经进入制度化的层面，是一成功的纠偏。）如何回应上述四项，重新发现学科新生长点，我想“江南文学文献”，也许不失为一个突破口。
从较远目标来想象，江南文学文献的最终意义不仅仅是文学研究的意义，中国传统学问其实是文史之学。有一个概念我们没有从文史研究结合的角度来好好使用，那就是“文化生活史”。“文化生活史”既不同于局限于“文学史”“文学批评”这一西方现代知识规划的学院派学术分工概念，也不应该仅仅视为是“娱乐休闲”，文化生活其实是包括精神创造的方方面面，强调生活世界本身的丰富联系。将文学的创造与史家的实录结合起来，也许可以联手书写江南五百年文化生活史，书写中国文化中心的一部精神生活史。想像巴尔赞的那本名著《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吧：其中史学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政治经济中心或思想中心的史学，而是气象万千地展开一整幅的社会文化生活画面，不仅渗透了地理学、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社会人类学的大量知识，也注入了无数感性鲜活的生活细节：从衣食住行到到幼儿园的发明和交际舞的流行，为我们还原了五百年欧洲历史的逼真现场。江南文献的意义终当指向这样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将是令人鼓舞的。
这个课题的现实意义也是明显的。近几年来，关于江南的文化想象成为一种时尚。在一些商业化写手的笔下，动辄即是桨声灯影、乌衣朱雀、二十四桥，总是廉价平庸的脂粉气。这其实是消费社会的文化制作，正如一位做美学研究的学者对我说的：“江南不就是一个销金窟么？”粉色的书写，只不过是加强了“销金窟”的偏见而已。在这里我只想提出一个重要的、不一样的标志性数据：科举考试的数据。江南进士的数目且不说，这里只以考试“首选”（即状元、榜眼、探花、传胪、会元）的人数为据。根据商衍鎏先生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的《清代殿试、会试历科首选省份人数统计表》，从顺治丙戌（１６４６）至光绪甲辰（１９０４）二百多年间，江苏共出产“首选”１８４人，浙江共出产１３７人。两省相加的人数为３２１人，是直隶、顺天、河南三地相加总和３５人的近十倍。在这个数字对比背后，是经济、文化条件以及高素质的人口质量的对比。可以肯定地说，明清时期的江南已经取代中原，当然地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在“中国文化中心”这一概念的意义上，可以问的问题，那是远远超过了诸如水软风轻感伤唯美这样浅碟子化的江南文化定义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的风俗之敝、族性之衰，走下坡路的中原已远不及江南，黄宗羲也从人物风气的意义上认为江南高于中原。台湾的新儒家牟宗三先生曾经深刻指出过：“中国文化亡于明亡之时。”但是在短短短两百年间，原先抵抗最为激烈、遗民人数最多的江南，竟然在文化上翻身而跃为“文化中心”的地位，这不也正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死而复苏、重新通过和平抵抗和文明重建而获得真正的征服者身份么？这哪里是杏花春雨江南这样的女性化江南所能够说明的呢？我最近看到一篇史学文章，说清代的杭州城北面，原有城中之城，即清军的八旗营垒，但是没有多少年就被融化于无形，尚武之风化干戈为玉帛，暴戾的军人后代们化而为中国文化的风雅之士，这正是一个中国文化征服征服者的例子。北京的皇家宫殿园林，其实从创意到工匠，都是来自苏州的园林艺术和能工巧匠，苏州平民木匠蒯祥升为朝堂建筑工程负责人，也即一个例子。
通过这样大规模的研究，至少三点是预期的：第一，江南的文化深度与高度可以得到确立，像王阳明、陈子龙、张煌言、张岱、徐渭、金圣叹、黄宗羲、顾炎武、袁枚、戴震、洪升、章学诚、王国维、陈三立、沈曾植等第一流的中国文化心灵，都是简单的唯美主义文化所不能定义的。第二，江南文化的动力应该得到肯定，作为文化创意与思想开新的源头意义应该得到肯定。第三，江南文化的多元性可以得到理解。既有暮春三月江南草长那样的感性优美的文化传统，也有考据学朴学那样理性主义的传统；既有如王阳明顾炎武等圣贤士大夫精英文化的传统，也有《梁祝》、《白蛇传》那样深入人心的民间文化传统；既有非常个人、相当隐逸的追求，也有融入宇宙热情与参与造化的兴趣。我在《文化江南札记》中就提出过这个问题，我引用牟宗三的框架，提出心性理与才情气六字来把握中国文化结构，而“明清之际的江南文化，出产不少人物，有许多豪侠义士、高人大儒、才子佳人、名姝国士，从历史人物的角度看，恰恰同时显示了中国文化中尽心尽性尽理，尽才尽情尽气的丰富多姿。”我们希望可以理解的是，江南文化其实并不是铁板一块，并非只有一种面貌、一个形象，唯其文化深厚，更显示出江南文化各种成份之间相互的张力。因而，江南文化的丰富性是一口至今也没有穷尽的深井。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即当前城市与区域文化经营、地方意象重塑与江南文学文化的关系。将来上海与杭州、南京的交通磁浮化后，必然也大大改变江南与上海的文化空间。重新界定之后的文化江南，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我校古典文学学科长期以来重视江南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仅以已故施蜇存先生为例，点校《西游补》，编撰《云间词人姓氏录》、《云间碑录》、《云间花月志》、《吴郡志碑目》、《王修微集》、《宋花间词》、《清花间词》以及《陈子龙集》等，为我学科树立了研究江南文学文献的典范。古籍所与中文系同仁的历年工作成果，诸如《清波杂志》、《珠里小志》、《圆津禅院小志》等有关江南的文献古籍，《松江历代进士名录》、《近代上海文学系年初编》等资料书，以及在明清及近代江南戏曲文化史、上海小说史料研究、江南俗文学、女性文学、词学及隐逸文学、青楼文学研究、《青鹤》杂志研究、苏州诗画结合研究等领域，都是专攻有年，卓有成效。可以说，在文体的丰富齐备，我们学科关于江南文学的研究是十分有特色的。然而，尽管有这样的学术传统，还是比较缺少队伍整合的构划，以及较大型的研究作品。在当前学科建设背景，以及全球化竞争下，城市和地方竞相塑造地方意象（ｐｌａｃｅｉｍａｇｅｓ）的背景下，我们决定建立一个江南文学文献研究中心，来积聚新老力量，抓住学科发展和当前文化建设的机遇，动用集体的投入，经营课题，合力攻关，对于学科的成长、城市文化互动以及个人的发展，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事情。（胡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