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的内容和内涵是一个多社会结构、多层次的文化整合系统，在历史的显示屏上曾呈现出不同时期、不同阶层、人同人员、不同风貌的价值和影响。这些，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细致的辨析和剥离。只有从宏观的整体把握，到微观的仔细探究，才能既抓住核心和本质，又了解枝末和个性。
四
任何学术的突破，都要有赖于原始资料。有高屋建瓴的视野，但没有脚踏实地的钩沉，学术的大厦犹如建立在松动的沙滩上。前面我们对于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作了宏观的巡礼，其实，诸多原始资料的排比、辨析、研究，更有利于我们解开一些历史个案的谜团。我们不妨信手拈来几则。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这是学术界所公认的。但是，中国是否茶道的故乡呢?有的人是心存疑虑的。也有人把中国茶道对日本的传播和影响，推迟至宋代；甚至有人把茶道两个字的专礼都奉献给日本。其实，只要翻阅一下典籍文献，这个问题就会一目了然的。中国有四五千年的吃茶史，茶道的出现起码已有一千多年。中唐诗僧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即出现"茶道"二字："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孰知茶道全尔道，唯有丹丘得如此。"唐代封演约于 8世纪末撰写的《封氏闻见记》亦载："开元中"(公元713-741年间)"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中国茶道成熟于唐代陆羽，其"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陆羽茶道强调"精行俭德"的人文精神，注重烹瀹条件和方法，追求恬静舒适的雅趣。
唐代茶道以文人、僧侣为主要群体，而宋代则走向多极：文人茶道有炙茶、碾茶、罗茶、候汤、温盏、点茶等基本过程，追求藉茶励志的操守，淡泊清尚的规度。宫廷茶道突出茶叶精美，茶艺精湛，礼仪繁缛，等级鲜明，以教化民风为目的，致清导和为宗旨。民间还有以斗香斗味为特色的斗茶，"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的分茶。明代朱权改革传统茶道，"取烹茶之法，末茶之具，崇新改易，自成一家"(《茶谱》)。他晚年崇尚道家思想，认为茶发"自然之性"，饮者要"清心神"、"参造化"、"通仙灵"，追求秉于性灵、回归自然的境界。明清时代，由于紫砂茶壶的兴起，茶由煮向冲泡发展，茶道程序由复杂转向简单。但茶道仍重用水、茶具、茶叶俱佳，并要"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明代张源《茶录》)现代茶道虽然衰微，却未失传。据《金陵野史》载：抗战之前，中国茶道专家夏自怡曾在金陵举行茶道集会，所用的四川蒙山野茶、野明前、狮峰明前等三种名茶，烹茶之水汲自雨花台第二泉，茶道过程有献茗、受茗、闻香、观色、尝味、反盏六项礼序。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传统的茶道又得到复兴和弘扬，出现了众多的流派，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茶艺队。
中国茶道在走向海外的历程中，对于日本茶道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最大。中国茶文化传播于日本，日本茶道源于中国，这已经成为中日两国专家学者的共识。日本神户大学教授、文学博士仓泽行洋先生在《日本茶道文化概论》序言中恳切地说："日本茶道是生出于中国白勺，她的母亲就是中国茶道，目前，孩子已长大成人。"中国茶道对日本茶道的影响是长时期和多方面的，日本茶道的历史是随着中国茶文化的历史发展而发展的。日本茶道史的第一个时期是平安时代，受中国唐代的饼茶煮饮法影响。日本茶道史的第二个时期是镰仓、室町、安土、桃山时代，受中国宋代的末茶冲饮法影响。日本茶道史的第三个时期是江户时代，受中国明代的叶茶泡法影响。日本民族是善于学习和吸收外来文化养料的，正是长期和多方面的学习与借鉴中国茶道的精神、程式及技巧，并与本民族的特色和文化相融合，才创造出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日本茶道。这些，都是有典籍文献依据的。
中国茶文化是产生于特定时代的综合性文化，带着东方农业民族的生活气息和艺术情调，追求清雅，向往和谐，基于儒家的治世机缘，倚于佛家的淡泊节操，洋溢道家的浪漫理想，借品茗贯彻和普及清和、俭约、廉洁、求真、求美的高雅精神。但是，也有人对于道家和道教是否与茶有关联颇有怀疑，这也是由于对有关典籍文献缺乏系统了解。从大量文献记载看，最早对茶的精神功能引起重视的还是道家。在两晋南北朝的许多传说，往往把饮茶与神仙故事结合起来。《宋录》载，有昙济道人以茶茗待客。著名道士兼医学家陶弘景曾作《杂录》，说茶能轻身换骨，所以传说中的神仙丹丘子、黄山君都饮茶。《广陵耆老传》说的老婆婆卖茶水，晋朝官吏以败坏风气为名将她逮捕入狱，夜间她带着茶具从窗户中飞走了。由于饮茶有所谓"得道成仙" 的神奇功能，是修练时的重要辅助手段，故《天台记》中说："丹丘出大茗，服之羽化。"皎然的《饮茶歌送郑容》有诗句："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
唐代道士之中，喜啜茗者也不乏其人。开元年问，道士申元之深得唐玄宗宠幸，玄宗曾命宫嫔赵云容为序侍茶、药。唐肃宗赐给道士张志和奴、婢各一名，志和将他们配为夫妻，取名渔僮、樵青，"使苏兰薪桂，竹里煎茶"(《南部新书》)。道士施肩吾将"越碗初盛蜀茗新，薄云轻处搅来匀，"认为可以与"琼浆"相比美(《蜀茗词》)。李商隐的《即目》诗则生地描绘了道士用茶伴棋的情景："小鼎煎茶面曲江，白须道士竹间棋。"唐代著名道家茶人大概首推女道士李冶(又名李季兰)，她与陆羽交情很深，德宗朝时与陆羽、皎然在苕溪组织诗会，有论者认为："完全有理由说，是这一僧、一道、一儒家隐士共同创造了唐代茶道格局"(王玲《中国茶文化》)，道士们还以茶待客。大历十四年(779年)淄州刺史王园等登泰山，"时真君道士卜皓然，万岁道土郭紫徽，各携茶、果相侯于回马岭"(《道家金石略·岱岳观碑》)。萧祜游石堂观，享受了"碧瓯浮花酌春茗，嚼瓜啜茗身清凉"(《游石堂观》)的美好礼遇，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温庭筠的《西陵道士茶歌》，描述西陵道士煎茶和饮茶的情况，更是传神传情："乳窦溅溅通石脉，绿尘愁草春江色。涧花入井水味香，山月当人松影直。仙翁白扇霜鸟翎，拂坛夜读《黄庭经》。疏香皓齿有馀味，更觉鹤心通杳冥。"品啜名茶真是快意之事，他感到心灵深处已经和仙境相通。
后来，茶叶在道士手中使用得更为频繁。像宋代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曾将名贵的龙团茶赠送给"来似浮云去无迹"的"颍阳道士青霞客"(《送龙茶与许道人》)。元代曾任东平府学正的散曲名家张养浩游泰山时，也品尝道观茶饮，留下"鼎铛百沸失膏火，风水万里忘萍逢"(《过长春宫》)的诗句。明代朱权晚年兼修释老，他沉缅于茶道之中，主要是为了"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清末刘鹗为创作《老残游记》，曾多次游历泰山，了解泰山风俗民情，所以第一回写老残与慧生夫妇游岱庙雨花道院，就见"道士端出茶盒"，"大家吃了茶"。道教在打醮，即祭祀祈祷作法事时，献茶也是其中的程式之一。
据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姚国坤研究员介绍，有人写文章说清代皇帝不喝茶。但一批清代的典籍文献，却否定了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因为清军入关之后，专设有御膳茶房，负责管理皇帝、皇后和皇室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日常膳食，并承担部分筵宴方面的事务。奶茶是清官御膳中主要饮料，皇帝每次用膳毕，茶房都要适时备供，并是祭祀和各种筵宴上不可缺少的。在清宫中，帝后、妃嫔、皇子及福晋等每天所需熬制奶茶的物料，都是各处按一定份例备办的。皇宫的饮茶嗜好和规定，也影响到皇帝的亲族子弟和功臣。贵族们普遍嗜好饮茶，常用的品种主要有香片小叶(即花茶，以茉莉双熏为贵)、龙井、红茶、普洱茶等。招待客人，必用盖碗 (下有铜、锡茶托，上有瓷盖，或镂银盖)，或另有折盅。
此外，康熙皇帝为碧螺春题名，事见《郎潜纪闻》卷五。乾隆皇帝对茶叶和名泉的嗜好，则见于他所作的大量诗作。曾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喜爱饮茶，并有特殊讲究，则载入徐珂《清稗类钞》"孝钦后饮茶"，以及清末在宫廷最得宠的女官德龄所著《御香缥缈录》(又名《慈禧后私生活实录》)。而清光绪皇帝喝茶，则见于徐珂《清稗类钞》"德宗嗜茶烟"条载："嗜茶，晨兴，必尽一巨瓯，雨足云花，最工选择。"至于清代排场盛大的茶宴，《清朝野史大观》"茶宴"条、《养吉斋丛录》卷十二都有详细记叙。
不过，由于茶文化典籍文献的庞杂，其间的记叙需要全面系统了解，需要科学冷静分析。如"天下第一泉"之说，全国各地有多处，但只要多翻几篇文献，就清清楚楚了。庐山康王谷水帘水为"天下第--泉"，传系后被尊为茶圣的陆羽所评定，他认为"楚水第一，晋水最下"。他将天下水分为二十等，江西还有庐山招贤寺下方桥潭水列第六，洪州西山西东瀑布水列第八。这些事见唐张又新著《煎茶水记》(825年前后)。据说，陆羽所撰联句"泻从千仞石，寄逐九江船" 就是为水帘水题写的。镇江金山中泠泉亦称扬子江南零水，该泉被誉为"天下第一泉"据传系唐代刘伯刍所品鉴，他将宜茶用水分为七等，亦事见张又新《煎茶水记》。而北京玉泉山玉泉被定为"天下第一泉"，则因清乾隆皇帝对名泉佳水晶鉴后列为七品，并作《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记》。济南趵突泉为"天下第一泉"，也为乾隆皇帝所封。这位享尽荣华富贵、风流倜傥的皇帝，封了两个"天下第一"，那么，谁又是"第一"中的"第一"呢?真使人费解。但皇帝"金口银牙"，说一不二：的，当时谁又敢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呢?只好由他说了算。
自然，茶文化典籍文献所能解决的个案并不止这些。但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充分地看到：典籍文献的挖掘整理，对于中国茶文化全面准确的阐释何等重要。否则，陈陈相因，以讹传讹，将不知闹出多少学术笑话，掩盖多少历史真相。
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创造积累起来的茶文化典籍文献是一笔无价的财富，但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也有历史的渣滓和沉积，需要人们吸取精华，剔除糟粕。而只有全面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的价值所在，才能真正把博大精深的茶文化发扬光大。因此，对于较为流行的几种说法，很有必要进行具体的分析。
关于历代茶书的"互相重复"，此说见之于吴觉农先生主编的《茶经述评》(1987年5月农业出版社出版)。该书前言叙述道："我把古代一些茶书进行对照，发现其内容大都围绕着《茶经》而写，且多互相重复，如一一予以整理、注释，并没有多大意义，所以就搁了下来。""互相重复"的说法是准确的，而有的则斥之为"抄袭之作"(陈祖槊、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农业出版社1981年11月出版)。这种"互种重复"，各个历史时代都存在，尤以明代为甚。我们深入到这一时期的具体茶书，发现大体有三种情况：
一是明代的确很重视对前人成果的继承和资料的菟集。朱祜槟撰《茶谱》(1529年前后) 系"采辑论茶之作"；朱曰藩、盛时泰撰《茶事汇辑》(1550年前后)；孙大绶辑张又新《煎茶水记》、欧阳修的《大明水记》及《浮槎山水记》等三篇而成《茶经水辨》，又辑陆羽《六羡歌》、卢仝《茶歌》等八首诗歌而成《茶经外集》，还辑吴正仪《茶赋》、黄庭坚《煎茶赋》等而成《茶谱外集》 (均为1588年)；屠本唆摘录陆羽《茶经》、蔡襄《茶录》等10多种书的文字编成《茗芨》(1610 年)，颇似茶书分类汇编；夏树芳"杂录南北朝至宋金茶事"，而成《茶董》(1610年前后)；陈继儒摘录笔记杂考及其它书籍，编《茶董补》(1612年前后)；龙膺撰《蒙史》(1612年)，系杂抄成书；徐蚴从20多种书上辑录有关蔡襄和建茶的文字，汇编成《蔡端明别记》；喻政辑古人及当时人所写有关茶的诗文编写《茶集》，又取古人谈茶之作26种合为《茶书全集》(均为1613年)；万邦宁多从类书撮录而成《茗史》(1630年前后)。这些茶书确实是汇集或重刊前人的著作，但正因此保留了一些珍贵的资料，有利于茶著的传播和扩大其影响，并为后人校刊、整理、研究带来了便利。其功是不可没的。而且，有的茶书虽然苋集前人著述，却力争有新的突破和提高。如张谦德撰《茶经》(1596年)虽折衷陆羽、蔡襄诸书，但又"附益新意"，对"不能尽与时台"者进行辨析。何彬然撰的《茶约》(1619年)，只是"略仿陆羽《茶经》之例，分种法、审候、采撷、就制、收贮、择水、候汤、器具、酾饮九则，后又附茶九难一则，"内容也有很大不同。
二是明代的许多茶著又是另辟蹊径，标新立异的。如朱撰《茶谱》(]440年前后)凡2000 字，除绪论外，下分品茶、收茶、点茶、薰香茶法、茶炉、茶灶、茶磨、茶碾、茶罗、茶架、茶匙、茶筅、茶瓯、茶瓶、煎汤法、品水等16则。他反对蒸青团茶杂以诸香，独倡蒸青叶'茶烹饮法，就是缘白自己心得体会的独到见解。作者在绪论中说："盖羽多尚奇古，制之为末，以膏为饼。至仁宗时，而立龙团、凤团、月团之名，杂以诸香，饰以金彩，不无夺其真味。然天地万物，各遂其性，莫若叶茶烹而啜之，以遂其自然之性也。予故取烹茶之法，末茶之具，崇新改易，自成一家。"立足于"崇新改易，自成一家"的，在朱权之后，还有很多后继者。田艺蘅的《煮泉小品》(1554年)，虽汇集历代论茶与水的诗文，却分类归纳为9种水性，既有评论又有考据，有些持论还相当切实。徐献忠撰《水晶》(1554年)，品评宜于烹茶的水，虽有一时兴到之言，但《四库全书总日提要》称其"亦自有见"。陆树声与终南山僧明亮同试天池茶，撰写《茶寮记》(1570年前后)，讲述烹茶方法和饮茶的人品、伴侣及兴致，反映高人隐士的生活情趣。陈师撰《茶考》(1593年)，虽是略有所见，随笔记-卜占今烹茶法的变迁，但有些却是独家新意，故：卫承芳跋赞其"晚有兹编，愈出愈奇。"张源撰《茶录》(1595年前后)仅有1500来字，却足长期钻研的心得体会。他"隐于山谷间，无所事事，日习诵诸子百家言，每博览之暇，汲泉煮茗，以自愉快，无间寒暑，历三十年，疲精殚思，不究茶之指归不已。"(顾大典序)许次纾对茶理最精，他总结累积自身经验撰写《茶疏》(1597年)，论述产茶品第和采制、收贮、烹点等方法颇有心得。罗廪白幼喜茶，后"乃周游产茶之地，采其法制，参互考订，深有所会。遂于中隐山阳，栽植培灌，兹且十年。春夏之交，手为摘制。"他取得丰富实践经验后，撰成《茶解》(1609年)，故其中论断和描述大都很切实。熊明遇撰《罗齐茶记》(1608年前后)，闻龙撰《茶笺》(1630年前后)，周高起撰《洞山齐茶系》和《阳羡茗壶系》(1640年前后)，冯可宾《齐茶笺》(1642年前后)，均有亲身经验，所叙也各具特色。实践出真知，明代茶书的创新是与作者积极参与茶事密不可分的。
明代茶叶著作的创造性和突出贡献，就在于全面展示了明代茶业和茶政空前发展和中国茶文化继往开来的崭新局面。具体而言：一、记载了茶叶产区的扩大，江南茶产的兴盛，茶叶名品的繁多；茶树栽培技术的进步，茶园管理水平的提高；茶叶制作技术的变革，六大茶类的始兴或发展。二、明代茶书对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饮茶风尚的变革，予以极大的关注和推波助澜。诸如对"开千古茗饮之宗"的瀹饮法，予以普及推广，推崇饮茶时"天趣悉备"的自然美，推崇古朴雅致的宜兴紫砂茶壶，十分强调茶性发于水的品水之学，并提出品茶十三宜，七禁忌的品饮理论，使明代的茗饮达到了幽趣无穷、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三、明代是封建茶法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时期，茶马互市是明代茶叶流通的主导形式之一。对于明代的贡茶之法、官茶之法和商茶之法及其社会影响，对于茶马贸易的展开及其管理制度，茶马贸易的历史演变等系列问题，明代茶书都有专门的记载和论述。这方面的著作有谭宣撰的《茶马志》 (1442年前后)，陈讲撰的《茶马志》(1524年)，胡彦撰的《茶马类考》(1550年前后)，徐彦登撰的《历代茶马奏议》(1643年以前)。当然，明代茶书的广博内容和最新创见并非局限于三方面，这里就不一一细谈了。
三是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明代人对于当时的一些茶书就喜欢修改增删。钱椿年"好古博雅，性嗜茶。年逾大耋，犹精茶事。家居若藏若煎，咸悟三昧，列以品类，"汇编成《茶谱》(1530 年前后)--书。照理，这位精于茶事的高寿老人的著作当有一定的权威性。赵之履所撰《茶谱续编》(1535年前后)，还附在书后呢。但时过不久，顾元庆因钱著"收采古今篇什太繁，甚失谱意。余暇日删校，仍附王友石竹炉并分封六事于后"，于1541年撰成新的《茶谱》。这类事一再发生，如屠隆撰的《茶说》(1590年前后)，乃是喻政抽改屠氏《考桀余事》中的《茶笺》部分，删去洗器、口盏、择果、茶效、茶具诸条及人品条的最后一则，而增茶寮一条(原在山斋笺内)，改称《茶说》，收入他编印的《茶书全集》。这种增删和修订，也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人对茶著精益求精的态度吧!
总之，因袭与创新的融合构成了明代茶书的基调。由于有明一代茶书众多，我们无法一一介绍，只能就一些最有影响的著作和主要观点作点分析。明代茶书几占中国古代茶书的一半，它们"互相重复"的状况也许可以大致反映整体的一般规律。
关于历代茶书的"文人戏笔"，此说见之于陈祖架、朱自振编的《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该书导言中指出："但也有少量茶书，或出于文人的一时戏笔，或其内容全部系抄袭而成，那就无甚意义。""对于文人戏笔和抄袭之作，我们则仅列标题，表明原书尚存，全文从略。"对于"抄袭而成"，上面关于"互相重复"的分析似可作出回答。而"文人戏笔"，我们也想再作点分析。
作为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删除非"历史"的"文人戏笔"，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些 "文人戏笔"是否还有茶文化史的"意义"呢?我们还是看看选辑时的一些具体处理。如唐代张又新的《煎茶水记》(825年前后)编者按："古人论茶兼及宜茶之水，水质不良，自然影响茶味。若如张又新所载，把天下之水，一一按照美恶排队，又说陆羽能辨别临江和南零之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类记载，本辑一般删去不收，这里仅作代表。"(原文均仅断句，标点符号系引者所加，下同)果然，收录唐温庭筠《采茶录》(860年前后)时就"删去陆羽辨临岸和南零水一节"。宋代叶清臣撰《述煮茶小品》(1040年前后)编者按："这是一篇五百多字的短文，陶埏重校《说郛》当作一书收入。没有什么意义，全删。"明代田艺蘅撰《煮泉小品》(1554年)编者按云："全书约五千字，分为源泉、石流、清寒、甘香、宜茶、灵水、异泉、江水、井水、绪谈等十类，议论夹杂考据，主要是文人戏笔。这里保留宜茶部分，一以作例，再是这部分多少还有点参考价值，余删。"明代徐献忠撰《水晶》(1554年)编者按说："全书约六千字，分上下二卷。上卷总论，分一源、二清、三流、四甘、五寒、六品、七杂说等七目(r卷下叙述宜於烹茶的各地方水。白上池水至金山寒穴泉共三十七目，是品评宜於烹茶之水的。四库总目评为一时兴到之言，全删。"明代陆树声撰《茶寮记》(1570年前后)的编者按写道："此书前有谩记一篇，后分人品、品泉、烹点、尝茶、茶候、茶侣、茶勋七则，统称煎茶七类。主要是讲烹茶方法以及饮茶的人品、伴侣和兴致等，删存如上。"所保留的为三则：烹点，尝茶，茶勋。辑人不详的《茶谱辑解》(1862年)编者按称： "该书系清代茶叶中人编印，全书分四卷，辑录关于茶的故事和诗文，约三万多字，全删。"从编者按中可以看到，这些被删削的茶书，主要有四种情况：一是记载了"绝对不可能的"事；二是，"短文"、"议论夹杂考据，主要是文人戏笔"；三是"一时兴到之言"；四是"关于茶的故事和诗文"。
那么，这种种情况是否有茶文化"意义"，除了前面已叙，我们再看两个例证。明钱椿年编 (1593年)?顾元庆删校(]541年)的《茶谱》编者按说："下删附王友石竹炉并分封六事。所谓竹炉，也就是茶炉和贮藏分封六事的大竹器。作者把茶炉题名为苦节君，把贮藏六事的大竹器称为苦节君行省。其分封的六事指建城(贮茶器)、云屯(贮泉器)、乌府(贮炭器)、水曹(贮水器)、器局(贮叶·六种用具器)、品司(贮笋、榄、瓜仁等助茶香物之器)。所删计·图八幅、说明及铭赞 1200多字。系文人游戏笔墨，无意义。"而王玲《小国茶文化》(中国书店1992年12月版)第四章第二节"明人以茶雅志，别有一翻怀抱"写道："尽管茶人的抱负不可能实现，但总是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不用说诗、文及茶画，即便是饮茶器具也都以有深刻含意的词句命名。竹茶炉叫 '苦节君，；盛茶具的都篮叫做'苦节君行省'；焙茶的笼子称作'建城'；贮水的瓶子叫作'云屯'，意谓将天地云霞贮于其中。茶人的用心良苦，可想而知。"同书的第七章第三节"养廉、雅志、励节与积极人世"，作者再一次谈到："明代，国事艰难，更继承了这种传统，竹茶炉称'苦节君像'，都篮称'苦节君行省'，焙茶笼称'建城'，贮水瓶称'云屯'，炭笼叫'乌府'，涤方曰'水曹'，茶秤叫'执权'，茶盘叫'纳敬'，茶巾称'受污'。表面看，茶人们松风明月，但大多数人，却时时不忘家事、国事。茶人们从饮茶中贯彻儒家修、齐、治、平的大道理，大至兴观群怨，规矩制度、节议，小至怡情养性，无一不关平时事，"两位专家对同一条资料的看法，竟然大相径庭。
明代邓志谟撰(1643年前后)《茶酒争奇》的编者按说："本书二卷，卷一是作者所写的茶和酒争辩的游戏文章，卷二辑录关刁：茶酒的诗文。全书约共32000字，全删。…'茶酒的诗文"前已造、煎煮、饮用的基本知识，对迄至唐代的茶叶的历史、产地，更为重要的是对茶叶的功效，都作了扼要的阐述，这些阐述，有的迄今还没有失去其参考价值。当然，由于时间的流逝，《茶经》所叙述的关于造茶的工具，煮茶、饮茶的器具等部分，有的已无现实意义。"这个评价，大多也适用于其他茶文化典籍资料。由于典籍文献的写作者大多很少从事茶叶生产实践，故对茶学的知识也大多陈陈相因，反过来又影响了我国古代茶学的发展。至于品茗艺术，明以后才用散茶，当时已有分野，唐宋之说只能是古风遗韵。
我们坦城地阐述了对于茶文化典籍文献的一些看法，是否准确，是否合理，还有待于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评判。但是，我们总觉得学术的锐气和良知任何时间都是必要的。正由于有上述看法，所以《中国茶文化经典》编撰时，除了因为篇幅所限略有删减外，对于资料一般保持原貌。
在中国茶文化日益受到重视，中国茶文化活动日益增多，中国茶文化传播日益强劲的今天，对于茶文化典籍文献作出"非好即恶"的绝对式判断或"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的所谓辩证式判断不免流于皮相。文化一旦以文字积淀下来，便包含着超时空的普迎合理性因素。茶文化典籍文献也是如此，其全部意义与全部价值，不可能以某一时期某一框范的评判来界定。因此，我们所肯定的东西可能恰好是我们前人所否定的，我们今天鄙弃的东西或许在将来会受到我们的崇尚。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我们对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作出的价值评判，也许是徒劳无功的，但是如实菟集整理并保存下来的资料，也许习'会传之久远。
在浩瀚的中华文明史，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的一脉流程时宽时窄，时急时缓。但是，我们作邈远的追索，不仅是为了凭吊，不仅是为了怀古，更是为了今天和未来。踩在20世纪的终点和未来世纪的开端，我们进行的这种沉思，就是源自于这种历史的使命感。
历史向今天走来，今天向未来走去!
茶文化的恩惠，终将洒满人间! （作者：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余 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