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的问题
　　
　　休闲一词，本属社会学方面的概念。按今天的角度看，休闲意味着工作后的休息与娱乐，是褒义的，更是经济上较有余力的象征。但在传统社会，休闲的兴起并非完全是一个地方生产力水平较高的标志，在很多情况下可能是人们竭力奉迎的生活旨趣。
　　
　　我们看到，从唐宋以来，城市中早已存在各色各样的娱乐，如杂剧、蹴毬、讲史、相扑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每逢节庆，势闹非凡。开封、临安等地，堪称时人休闲娱乐的中心，存在着许多表演场所，叫做“瓦子”或“瓦舍”，供给各式说唱、杂技团体表演，常常吸引大量的市民前来观赏。类似这样的休闲表达形式，在近世江南地区，已不局限于城市，而是遍及整个城镇乡村，乡村搬演杂剧等娱乐活动更是经常性的事情。
　　
　　明清以来，不少文人将流行于民间的娱乐休闲行为，以较为生动的表达形式，作了许多整理，并付梓流传。比方说，明人黄省曾撰写的《吴风录》，记录了明初江南巨富沈万三，他好广辟田宅，富累金玉，成了后世人们的榜样，都争以求富为务，生活饰物更是争奇斗巧。明代后期冯梦龙的通俗文学作品，完全可以视作当时人们休闲生活的一种生动写照。作为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编定的笑话集十分丰富，有《古今谭概》（又称《古今笑》）、《笑府》、《广笑府》、《笑林》、《雅谑》等；此外还有情歌集《明清民歌时调集》，其中单独辑出成书的《桂枝儿》、《山歌》较为著名，都在很大程度上描绘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并据此从许多侧面揭示当时社会的各种情状。这方面，更为广泛的内容，也可以从顾颉刚等人辑的《吴歌集》中反映出来。清初苏州人顾禄的《桐桥倚棹录》，基本上是直接反映苏州山塘一带人们日常生活与休闲的专门作品。清人余怀的《三吴游览志》，更是从一个旅游者的眼光，描写了太湖平原地区的优美景色和名胜古迹。
　　
　　然而，更多的文人作品，都不是专门从休闲的角度来谈论历史时期江南地区人们的娱乐生活，但其中包蕴的休闲内容，也不容忽视。如清人李光庭的《乡言解颐》，顾禄的《清嘉录》，袁学澜的《吴郡岁华纪丽》，陈庆年的《西石城风俗记》（专述镇江府城东南一个小乡村的风俗文化和日常娱乐），范祖述的《杭俗遗风》，等等，都属此类。
　　
　　本文从区域社会文化史的视野，结合地方史志、乡土文献、笔记小说等材料，将主要说明，江南地区的休闲活动，因其重要的经济基础与厚重的文化培养，比中国其他地区拥有更大的自由，也更接近今天休闲的观念。
　　
　　文化环境的培育
　　
　　文化环境离不开经济生活的支持。自唐宋以后，江南地区越来越使不同时代的人们感受到其经济与文化地位的重要性，其中经济的发展和变化，是最为重要的基础。
　　
　　明末清初人顾炎武引明人丘浚的《大学衍义补》云：“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清代前期的上海人叶梦珠则指出：“吾乡赋税，甲于天下。苏州一府，赢于浙江全省；松属地方，抵苏十分之三，而赋额乃半于苏，则是江南之赋税，莫重于苏、松，而松为尤甚矣。”吴伟业甚至认为，东南这区区一隅，“赋税居天下之半”。这几个人表达方式虽然不同，但都说明了江南在全国所处的经济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城乡民众为了应付各种赋税杂役，生活方式采取了多样化，特别是农民，如果只重视单纯的农业生产，显然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衣食娱乐之需，他们多热衷于经济效益较高的手工业。
　　
　　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栽桑养蚕比粮食生产在农家经营中占据了更多的比重。万历时人张瀚就曾指出：“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紵，而三吴为最。即余先世，亦以机杼起，而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另一方面，由于棉织业的兴起，江南的一些地方出现了与丝业相分离的态势。如松江府“自木棉之利兴，不尽力于蚕事”。除丝织、棉纺产品外，江南其他许多手工业制品也为世人所瞩目。湖州的毛笔、宜兴的茶叶与茶壶，以及流行于江南的“三白酒”等7，都被国家纳入了征赋清单。
　　
　　在经济生产繁荣的前提下，人们的生活需求日趋多样，社会风气变得相当奢华。这种情况在有关江南的文献中，记载甚多。许多生计贫寒的人家，都“耻穿布素”。最为贫窘、最尚俭朴的书生也开始崇尚鲜衣华服，并说这是“习俗移人，贤者不免”。有的地方虽然土地瘠薄，然而“俗之勤且俭者日非”，从清道光末年开始，“渐趋华竞”，“浮薄少年”因衣食稍裕，出行动辄乘坐车轿；就是乡村务于耕织的百姓，生活也颇习华靡，“非茶肆听书，即酒家醵饮”。
　　
　　生活中的休闲
　　
　　无论是对上层社会，还是对下层普通民众，休闲是日常生活的重要调剂品，也是繁重工作或生产的必要补充。其中节日的产生和发展，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在过去，人们从漫长的历史经验中，根据气候变化、天象流转的规律，相应地传承出一系列农业生产习俗，努力从最恰当的角度来安排一年中时间的分配，哪些是工作的时间，哪些是属于休息、娱乐或庆典的时间，从而更多地符合天时的变化，约定成俗，发展出一系列重要的休闲、娱乐、纪念、占候、禁忌或庆典的日子。节日就是这样产生的，但从总体上说，也是人们极力适应农业生产发生、发展和变化的一种努力。
　　
　　士大夫的生活，正如谢肇淛所云，极力追求“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厌粱肉，身薄纨绮，通晓歌舞之场，半画汝第之上。”基本上都是物质上的享受。在经济上发展到一定水平，自然导向更高的休闲生活追求。明人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对自己的优裕生活，作了这样的自白：“极好繁华，好精舍，好养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
　　
　　清人王士禛在《分甘余话》中，就较为恰当地概括了江南的风俗好尚，包括斗马吊牌（赌博之风）、吃河豚鱼（民食好尚）、敬畏五通邪神（民间信仰）三大方面，风靡于社会的各个阶层。
　　
　　另外，民歌内容极为通俗易懂，语言上多用方言，十分能够迎合普通百姓的口味。明人田汝成曾指出，江南吴歌以苏州地方传唱的最佳。冯梦龙辑的《山歌》，多以民歌的形式以表达男女之情，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乡村里巷的民众生活。浙江等地流行“唱田歌”，每年五月耕田，乡民一边耕田，一边引吭高歌，歌词有唱民间故事的，有唱当地风情的，也有互相猜谜的，大部分为即兴编唱，歌声此起彼伏，回荡在田间地头。乾隆年间，嘉兴人朱麟应辑录了当地的民歌民调，描绘了乡村的许多休闲景观，也令人陶醉。
　　
　　苏州山塘的休闲世界
　　
　　苏州是江南最为繁华的城市。明人分析指出，吴中士夫画船游泛，携妓登山，而虎丘则以太守胡缵宗创造台阁数重，增益胜眺，自是，四时游客无寥寂之日，寺如喧市，妓女如云，而它所则春初西山踏青，夏则喾观荷荡，秋则桂岭，九月登高，鼓吹沸川以往。休闲娱乐十分繁盛。以专为迎神活动的各种表演而言，就包括了傀儡、竿木、刀门、戏马、走索、弄伞、广东狮子等。
　　
　　城中最热闹的地方，要数西北门“破楚门”，习称“阊门”。在城的西部，距阊门不过数里，有山曰虎丘，是个商贾辐辏之所，所谓“列肆鳞比，青翰往来，殆无虚日”。在中秋时节，虎丘地方游迹极盛，后来在端午前后，娱乐活动也令人瞠目，其间“纨袴子又复征歌选妓于其间，郡中士女倾城而往”，这显然给娱乐业带来更多的利益，即使是划船的，长年在此为生，也因此“值增数倍”。人们在这些时间里一日的消费，往往达中人数家之产，堪称奢靡。吴县顾禄是嘉庆、道光年间的人，在这里的斟酌桥西面置有别墅，生活逸乐，“白袷芒鞋，间与花农为钓叟相往还，遍历名胜”，深为时人所艳羡。他对虎丘山塘一带山水、名胜、人物故事等十分稔熟，写就《桐桥倚棹录》一书，刊行于道光壬寅年（1842），我们可藉此了解清代中前期山塘地区人们的休闲生活和娱乐世界，进而略窥当时城市休闲的一般情况。
　　
　　在虎丘二山门内，苏州府的附郭长洲、元和、吴县共同祭有一个厉坛，全部用石头堆成，纵横各有3丈，高4丈；每年的清明节、七月望、十月朔，是城隍神出巡的日期，仪仗队会将神像抬到这里，宣读祭文，祭祀苏州府地区的无祀鬼神。活动由知府主持，上述三县令队陪祀。清代的地方志编撰者们说，每次到厉坛举行祭祀活动，都是“箫鼓悠扬，旌旗璀璨，卤簿台阁，斗丽争妍，七里山塘，游人骈集”，当时人将这种情形视作“看会”，游侠、贵介、妖姬、艳妓驾画舫，徜徉于斟酌桥一带，如鱼尾之相接，时称“打招”。
　　
　　在斟酌桥一带，还有不少酒楼，大概是看中这一地段适合举行宴饮，有巨利可图。其中的三山馆历史最长，旧称白堤老店，清初就已创建，不过那时“壶觞有限，只一饭桶而已”。凡是往来客经虎丘，遇到风雨，赶不及入城的，就在这里住宿。厨师的手艺十分出名，吸引了大量的顾客，后来又改设了凉亭、暖阁，游客们很喜欢在这里聚饮作乐。时人的《忆江南》词写道“苏州好，酒肆半朱楼”，专指此类饮宴风尚。此外，茶楼也很多，为人们提供了档次各别的饮料。在虎丘，茶楼都依着塘河而造，有十多家，所谓危楼杰阁，装潢极好。斟酌楼以东的情园茶楼最受时人欢迎，逢木樨花开之时，香满茶楼，更加令人流连忘返。
　　
　　在普济桥下塘，有一个野芳浜，欲称冶坊浜。据《任心斋笔记》称，“吴人常时游虎阜，每于山塘泊舟宴乐，多不登山。冶春避暑，吴娘棹船者咸集野芳浜口。”可见，这里也是一个娱乐的好所在。不过与其他地方略有不同的是，这里以男女寻欢为主。所以当时人有诗云：“觅得百花深处泊，销魂只在野芳浜。”顾禄解释道，这个销魂之处也就是“销金之窝”。实非贫穷人士消受得起。
　　
　　由于地局水乡，人们的出行与游玩都爱坐船，船是最方便的工具。在虎丘山塘一带，有许多有名的舟船，可供人们游玩之用，主要有沙飞船、郡城灯船、快船、虎丘游船、卖水果子船、杂耍船、摆渡船、小艇（俗称“关快”）等。有的船类似扬州画舫，专门蓄养歌妓以招引顾客，还有的船上与岸上共建歌院，顾客可以登岸寻欢。这样的船，大多散泊于山塘桥、杨安浜、方基口、头摆渡等处，行船时故意开得很慢，好像逆水行舟，歌妓们“分眉写黛，量髻安花”，据说很令人销魂。这类船被人呼为“色界之仙航，柔乡之宝筏”，下层百姓一般不敢光顾，如果要坐船去虎丘、浒关等地，他们就到小普陀、花园弄口、快口五场、桐桥、缸甏河头、白姆桥、新桥、通贵桥、山塘桥这九个地方雇乘；驾船的都是西郭桥八都、九都地方的农民，早出晚归，驶船捷如飞凫，俗称“关快”，但价格极为低廉。
　　
　　结语
　　
　　江南的休闲生活，其实远比本文罗列的要丰富。
　　
　　譬如茶馆，是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景观，各种各样别具特色的茶馆大多出现在唐宋以后，到清末，茶馆以江浙地区最为多见，它是人们生活中集社交、集会、交易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重要公共场所。江南的市镇在明清两代都极为繁荣，其繁复的风俗是社会生活生动的写照，在明代中叶以后，都体现了奢化的倾向，无论是民间庙会，还是四时节庆，其繁华之状，都依赖于地方经济的富庶，可以堪称鼎盛时代的投影。茶馆的兴盛就是其中一个重要侧面反映。如太仓的璜泾镇，在江南是不上档次的小镇，但自嘉庆以后，镇上除酒店有四五十家外，还有上百家的茶馆；嘉兴地区的小镇新塍镇的茶馆有80家，王店镇有65家，新篁镇则有40家。在茶馆里，人们喝茶时，还可以观看像花鼓戏这样的“淫词小曲”；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竹枝词，都是时尚的东西。当然，茶馆里还提供赌博，“接龙”、“斗虎”等，到处都有。
　　
　　另外，数不数胜的大小园林，遍布江南城乡，也构建了一道重要的风景线。这种对于园林的爱好，风靡整个江南地区，仅嘉定县城及其所属南翔镇，就有江园、唐园、迈园、嘉隐园、张园、杞园、檀园、漪园、三老园等十余所。在一些小镇，如吴江同里镇、湖州南浔镇，据史料所载，也多佳园，一园之设少则白银千两，多至万金。
　　
　　明人王士性讲得很好，说是一个地方一旦发展为休闲胜地，那么“细民所藉为利，日不止千金”，即使官方欲行禁革，那些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酤者等，都要失业，反而会引起社会的不安定。他举的例子，是杭州西湖休闲娱乐业。
　　
　　休闲活动是为提供某种特定方式的环境而构造出来的，有些聚会或公务场合尽量减少规则或传统习惯的约束，以便在这些场合发展社会关系。近世江南的娱乐休闲活动丰富，内容多样，基本上能满足各类人群，或不同等级的人们的需要，但是，由于有些内容超出了传统的内容，甚至突破了官方的限制，往往会遭致士绅官宦们的批评，从而被视为应该禁绝的对象。这是休闲生活中常会出现的不自由。明清时期，政府经常性地禁毁“淫词”小说艳曲、民间“邪神”崇拜活动、乡村某些聚众演剧活动等，都是这方面的反映。（冯贤亮/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