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之战，是我国历史上著名战役。但赤壁在何处、赤壁与乌林相距多远，自南北朝起，就其说不一，许多史地学家经论证赤壁在今湖北省蒲圻县西北的江南岸，但持异议的仍不少见。因而考定赤壁究竟在何处，还是很有必要的。我经过反复研究并对这一带地形进行了考察，认为“武昌县赤矶山说”和“嘉鱼县东北说”，不能成立，只有蒲圻赤壁，才是真正的古赤壁。
一、从《三国志》记叙的史实论述赤壁所在地
赤壁之战所在地点，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注引文所记应最具权威。《三国志》记载赤壁之战，分写在《吴主传》、《周瑜传》、《鲁肃传》、《蜀先主传》、《诸葛亮传》等篇中。《周瑜传》说：“时刘备为曹操所破，欲引南渡江，与鲁肃遇当阳，遂共图计，因进住夏口（《江表传》说:后屯樊口）……，权遂遣（周）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引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备与瑜等复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径自北归。”（《江表传》写黄盖诈降及用火攻更详细些）这就是赤壁之战的具体情况。曹军初战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这就清楚地说明，赤壁是在江南岸。乌林有上中下之分，均在赤壁对岸，连江面在内，相距顶多十余里。只有这里，才符合《三国志》所描写的战争形势，《周瑜传》说曹操与孙、刘联军“遇于赤壁，公军败退，引次江北”，虽没有指明江北就是乌林，但《程普传》说:“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公于乌林”；《甘宁传》说，“随周瑜破曹公于乌林”；《凌统传》说:“与周瑜等破曹公于乌林，”这就证实“北”即是乌林。陈寿在《三国志》中是乌林、赤壁互用的，如《武帝纪》说:“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乃引军还。”《先主传》说:“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诸葛亮传》说:“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 。”《吴主传》说:“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黄盖传》说：“随周瑜、程普等拒曹公于赤壁。”《周泰传》说：“与周瑜、程普等拒曹公于赤壁。”《吕范传》说：“曹公至赤壁，与周瑜等俱拒破之。”这就告诉我们，赤壁和乌林，虽是两个地名，但只有一江之隔，所以史学家们称这次战役为赤壁之战，亦称乌林之战。因为是在赤壁和乌林的江面上作战，两地相距很近，实际上是一个战场的缘故。
因此，我认为，晋范晔《后汉书?献帝纪》说：“曹操以舟师伐孙权，权将周瑜败之于乌林、赤壁。”常璩《华阳国志?刘先主志》说孙权“遣周瑜、程普水军三万，助先主拒曹公，大破公军于赤壁，焚其舫舟，公引军北归。”以及《三国志?鲁肃传》裴松之注引《吴书》说，鲁肃讨荆州时，与关羽会晤，羽曰“乌林之役，左将军身在行间”，这些写法都是对的，与陈寿《三国志》的写法是一致的。
从《三国志》和其他史料对这次战役时称赤壁之战（时称乌林之战）来看，完全可以证实赤壁就是在乌林的江对岸—蒲圻西北边的赤壁所在地。
二、从曹操《与孙权书》来看
如果按武昌县赤矶山说而论，曹操在赤矶山初战不利，并未受重大损失，更未“焚其舟船”。被火攻是在乌林，那么，这次战役只能叫做乌林之战，或乌林鏖兵，就不能叫做赤壁之战或赤壁鏖兵了，因为赤矶山与乌林相距二百多里。曹操《与孙权书》曰：“赤壁之役，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三国志 周瑜传》注引《江表传》，今本《曹操集》）
曹操的军谋祭酒兼管记室阮瑀的《为曹公作书与孙权》中亦云：“昔赤壁之役，遭遏疫气，烧舡自退，以避恶地，非周瑜水军所能抑挫也。”（《文选》卷四十二）这两封信，把在乌林被火攻烧船而败一事，称作“赤壁之役”。这就足以证明赤壁密迩乌林，如果按武昌县赤矶山说，怎能解释呢？
三、从当时战争形势来分析
曹操在当阳长坂坡打败了刘备，进兵荆州收降了刘琮，要与孙权“会猎于吴”。他以二十万优势兵力，号称“八十万众”，自江陵顺江东下，先头部队与孙、刘联军遇于赤壁。“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这是合乎情理的。因为曹操的后续部队，从公安、石首、监利、城陵、巴邱、白螺、螺山，陆续开来，乌林是集结地点。正因为如此，黄盖的船队从赤壁向乌林进发时，曹军“吏士皆引颈观望，指言盖降”。这就只有赤壁和乌林相距不远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如果赤壁就是赤矶山，与乌林相距二百多里，怎能出现《周瑜传》和《江表传》中所描述的这种情景？这是一。
当曹操初战不利，并未受到重大损失，后续的大军布满上游两岸，他怎么会一下子就这样大规模撤退二百多里？重兵既在乌林，曹操决不会率先头部队，孤军深入到二百多里远的赤矶山去冒险。这与他亲率五千骑兵追刘备于当阳长坂的局势是不同的，因这既是穷追溃敌，又是远犯强国。这是二。
如曹操从赤矶山猛退到二百多里远的乌林，黄盖就不会有诈降的条件。哪有打了胜仗，追那么远去投降而曹操会相信的呢？这是三。
孙权决定同刘备合力拒曹以后，《三国志》在几篇传中写到“与备俱进”，“并力拒曹公”，“并力逆曹公”。这就是说，采取主动进攻的决策。在东吴来说，要拒敌于国境之外；在刘备来说，要夺回失去的地盘，以便立足荆州。孙、刘联军当然是迎击而不会是坐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卫江夏。双方俱进，遇于赤壁，隔江对峙，这是四。
四、驳《水经注》对赤壁的错误记述
武昌县赤矶山说的主要依据，是郦道元的《水经注》。
《水经注》关于乌林的记述是正确的，他说：“江水左径上乌林，村居地名也。又东径乌黎口，江浦也，即中乌林矣。又东径下乌林，吴黄盖败魏武于乌林，即是处也。”
黄盖火攻曹船，是从下乌林攻起，延及中乌林、上乌林以至白螺、巴邱一带。《括地志》云：“巴邱湖中有曹田洲，即曹公为孙权所败烧舡处。”（《通典》卷一八三岳州巴陵县引），《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亦有类似记载。可见当时“水陆并进”战线是拉得很长的。
但乌林对岸，《水经注》却没有赤壁的记载。郦道元错误地把赤壁移了方位，移到了隔乌林二百余里的江夏（今武昌）县去了。他说：“江水左径百人山南，右径赤壁山北，昔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大军处所也。”这就是说，赤壁是在今汉阳县长江北边的百人山对岸，即武昌县金口（古名涂口）以上十五里的地方。但此处谁都知道并没有什么叫赤壁的。王象之《舆地纪胜》只说“赤圻，赤矶，皆在江夏县境。”（卷七十九荆州北路景物）。《一统志》更明确指出:“江夏县东南七十里，亦有赤壁山，一名赤矶，一名赤圻，非周瑜破曹操处也。”清光绪二十年湖北舆图局纂刊的《湖北地图记》才笼统地说:“江水自嘉鱼县东南流至（武昌）县西南八十里之上沙洑西，又北，少东流十五里，径赤矶山西北，赤矶山，即《水经注》之赤壁山也。”
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赤壁山，（江夏）城东南九十里，一作赤圻，亦曰赤矶，俗以为周瑜破曹操处，误也。”其方位当在梁子湖边，离长江约有五六十里。又据《江夏县志》：“赤矶山在县南七十里，”本县县志的记载，当然较为可靠。“县南七十里，”其方位是在京广线上的马鞍山、山坡一带，离长江岸边也约有三十至五十里。孙、刘联军怎能在这样的地方大破曹船？
赤壁为武昌县赤矶山说之不能成立应是确定无疑的了。
郦道元是北魏人，对北方水系记述得比较准确；而南方则得自传闻，难免无误。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他对江汉以南，“皆意为揣测”。丁谦著有《水经注正误举例》五卷，指出不少错误就是明证。丁谦在该书的《小引》中说，《水经注》“注释校笺，自明后已三十余家，硕彦鸿儒，均毕生尽力于此。所不解者，诸公矻矻类于故纸中讲求水道，绝不于实地上探求水道。以故，作者愈众，谬戾愈多。余每取其书与舆图合读，辄糟然如堕云雾。思欲仿董方立残稿遗意，以今地为主，证明而疏通之。凡遇颠倒错杂诸条，不得不谓之误，非故意讦击也。”
这番话讲得多么透辟！我认为，至今仍胶执《水经注》的误解而以赤矶山为赤壁的说法，也当由于“故纸中讲求水道”步“硕彦鸿儒”后尘的缘故吧！
南宋诗人谢枋得舟过赤壁、乌林，亲眼见到当时出土的古遗物。经他考察，证明赤壁、乌林是隔岸相对的。他说：“予自江夏氵斥 洞庭，舟过蒲圻、见赤岩有‘赤壁’二字，其北岸曰乌林，又曰乌巢，乃汉阳境（南宋时乌林属汉阳）。有烈火岗，上有周公瑾庙。至今土人耕地，得箭镞长尺余，或得断枪断戟，其为周瑜破曹公处无疑。今‘赤壁’二字犹存，当以为据。道元于江南诸水派足迹所未经，故以江夏之赤矶山当之。其江夏之黄鹄山，则又以戴仲若野服居之。不知仲若所居黄鹄山，乃在京口，其误，正与此同，不可为典要也。”
谢枋得明白无误地认定赤壁是在乌林对岸，原来早在六、七百年前，对郦道元的错误即予以有力批驳了。武昌县的赤矶山，无论从那里群众的口头上，还是从古今出版的各种地图上，都无赤壁之称。就连《江夏县志》在标榜本县名山时，也只能说:“赤矶山，在县治七十里，高耸如笔，旧传楚有赤壁五，此其一也。”根本不提是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大军处所。
五、论盛弘之《荆州记》关于赤壁的记述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六十六、卷七十九中都有关于赤壁的论述。他一方面肯定：“唐章怀太子注《刘表传》云：‘赤壁山名，在今鄂州蒲圻县。'《元和郡县志》亦云:‘赤壁在蒲圻县西一百二十里，北岸即乌林，与赤壁相对，即周瑜用黄盖策焚曹公舡处。'盖唐蒲圻临江之地，今析嘉鱼，则在嘉鱼明矣。”一方面又拘泥《水经注》说:“《水经》述江水源流，至今巴陵之下云：‘江水左迳上乌林南。'郦道元注云：‘右迳赤壁山北，昔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大军所起处。'据此，则赤壁、乌林相去二百余里，”并说：“道元乃后魏人，去三国尚近，考验必得其真。”今江汉间言赤壁者五：汉阳、汉川、黄州、嘉鱼、江夏。惟江夏之说为合于史。这种狐埋狐扌骨 的说法，当然无助于解决赤壁究竟在何处的问题。
到了清代杨守敬的《水经注疏》，既据以说“王象之以为在江夏，疑指江夏西南七十里之赤矶。”又引盛弘之《荆州记》一段话进而推论：“郦氏盖从《荆州记》。”
《荆州记》是这样说的：“蒲圻县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周瑜、黄盖此乘大舰，上破魏兵于乌林。乌林，赤壁其东西一百六十里。”（见《文选》注三十引）
我认为前几句话是正确的，最后一句则有误。
第一，他肯定赤壁是在蒲圻县境。第二，他肯定赤壁是在长江南岸。第三，他肯定周瑜、黄盖是在此乘大舰，上破曹军于乌林，因乌林是在赤壁的斜对岸，上乌林，更在上游，所以说“上破”。这与《三国志》所描叙的情景是相符的，与《江表传》所说，“时东南风急”、“中江举帆”的情况也是相符的。
为什么说“蒲圻县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是正确的呢？这就有必要考察一下蒲圻、嘉鱼两县的沿革。根据历代各种地理著作，综合归纳陈述于下：
蒲圻：本汉沙羡县地，三国吴大帝黄武二年置蒲圻县，赤乌九年，吴分武昌为两郡，自武昌以上至蒲圻为右郡，晋属长沙郡（《晋志》长沙郡下有蒲圻县）；南朝宋元嘉十六年改属巴陵郡，孝建元年改属江夏郡；齐属江夏郡，延至唐因之。五代南唐将原沙阳县地，蒲圻北境，包括赤壁一带，改置嘉鱼县。宋、元、明、清仍旧。新中国成立后，又将陆水以西赤壁一带划归蒲圻。
嘉鱼：本汉沙羡县地，西晋太康初，分西南境置沙阳县；南朝梁又置沙州，旋废；隋开皇元年以沙阳并入蒲圻县，复于其地置鲇渎镇。唐因之，五代南唐改镇为场；景元初，升为鲇渎镇；保大十一年改名嘉鱼县，以其地有鱼岳山，兼取“南有嘉鱼”之意，并将蒲圻北境包括陆水以西赤壁一带划给嘉鱼。宋、元、明、清因之。新中国成立后，又将陆水以西赤壁一带划归蒲圻。
由此，我们知道在五代以前，赤壁一直是属蒲圻县的；五代以后，赤壁始属嘉鱼县，这是后来有些地理著作，为什么对赤壁有说在蒲圻县，有说在嘉鱼的原因。属嘉鱼县时，是在今嘉鱼县西南，属蒲圻县时，是在今蒲圻县西北。
蒲圻县为何叫蒲圻？何时初置县？初置县时县治在何处？查清这些问题，对《荆州记》中“蒲圻县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就容易理解了。
《元和郡县志》说：“吴大帝……分立蒲圻县，因蒲圻湖为名。”《湖广总志》说：“蒲圻湖，即西凉湖，以湖多出蒲草，吴置蒲圻县于湖侧。”《蒲圻县志》说：“西良湖，在县北七十里。蒲圻湖即西良湖，多生蒲草，吴置蒲圻县于侧，湖中有洲曰浮台，泉曰乌石，其南岸为衙门咀。即古蒲圻旧治。”《蒲圻乡土志》也说：“蒲圻湖，一名西良湖。”“湖南岸为衙门咀，即古县治遗址。”
《历代地理沿革表》：“蒲圻：三国吴黄武二年分沙羡置，治西良湖畔。以水多蒲故名。”“唐武德中，以湖水为患，徙治凤山监。”
《大中华湖北地理志》：“蒲圻，旧城在西凉湖，产蒲故名。”
从以上材料来研究，三国吴大帝黄武二年初置蒲圻县时，县治是在蒲圻湖畔，蒲圻湖，即蒲矶湖，一名西良湖，今作西凉湖，湖东南即今衙门咀，从地名和遗址来看，完全证明蒲圻最早的县治在此。
但也有些地理书中，关于何时置县及最早的县治所在有不同的说法：
《太平寰宇记》说：“吴黄武二年于沙羡县地置蒲圻县，在竞江口，隋开皇二年洪水泛滥，溢县，遂漂流至鲍口。”又说：“贞观七年移鲍口。”
《舆地纪胜》说：“蒲圻山，嘉鱼县境，若洲，若湖，皆以蒲矶名，盖蒲圻县初置于此。”又说：“蒲圻县，本沙羡县地，《三国志?吕岱传》云孙吴时置督屯兵于此。赤乌九年分武昌为二部，自武昌以上至蒲圻为右郡。《晋志》长沙郡下有蒲圻县。《宋志》江夏郡蒲圻县云：晋武帝太康元年立。”
《读史方舆纪要》说：“蒲圻旧城：在县北。志云：在今嘉鱼白面山前。唐武德中，湖水溢县圮，徙治凤山监，即今治也。”“白面山，在（嘉鱼）县南十里，山前有白面洲。邑志云：旧蒲圻县置于此。”“或谓之蒲圻洲。”
《清一统志》说:“蒲圻故城：在（嘉鱼）县西南，吴置屯，晋太康初置县，隋移于鲍口，而此城废。”
《湖北舆地图记》说：“三国吴所置蒲圻旧城实在（白面）山北。”
从以上很不统一的材料来研究，孙吴黄武二年初置蒲圻县时，县治当然不是在竞江口（古陆口），也不是在白面山北的白面洲头，而是在西良湖南畔的衙门咀。《宋志》说成“晋武帝太康元年立”，《水经注》说成“晋太康元年置”，《清一统志》沿袭此说，都是错的。王象之错误理解了《三国志?吕岱传》。传云：“嘉禾三年，权令岱领潘璋士众，屯陆口，后徙蒲圻。”嘉禾三年，比黄武二年要晚十二年，当然指的是县城，陆口（即竞江口，非今陆溪口）是在今石矶头南。如当时蒲圻县治设在白面洲头与竞江口相距很近，实为一地，无所谓“徙”。既然吕岱先屯陆口, 徙蒲圻，蒲圻县治当然是在距陆口较远的西良湖东南畔衙门咀无疑。晋太康元年，因湖水为害，才将县治迁徙到蒲圻山北的白面洲头的，即《水经注》所云:“洲头，即蒲圻县治也”。隋开皇二年，又因洪水泛滥，漂流至鲍口。唐贞观七年，才正式移鲍口。鲍口，据《湖北通志》说：“一名鲍渎镇”，即今嘉鱼县治所在地。到唐武德中，才徙治凤山监，在今京广铁路线上的高山地区。蒲圻县治几经迁徙的情况大致如此。
问题既明，我们再回到郦道元是否参考过盛弘之《荆州记》的问题上来。
盛弘之《荆州记》，据曹元忠考证，是在南朝刘宋元嘉十四年完成的，比《水经注》早几十年。郦道元是否参考过，于史无证，即使参考过，也属误解。《荆州记》所说：“蒲圻县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本来是对的。因蒲圻县治那时是在西良湖南畔的衙门咀，从那里去赤壁，沿江走，正好是一百里。《寰宇记》说：“鱼岳山（在今嘉鱼城西一里）去旧嘉鱼县一百二十里。”可见嘉鱼（沙阳）最早的县治，还不是《水经注》所说的“沙阳洲上”。南北朝时的沙阳县治是在今嘉鱼东北一百二十里，可能是今簰洲或金口（齐江夏郡治同设此）。以后才迁至沙阳洲上。清初陈芳绩《历代地理沿革表》说：五代南唐“保大中更名嘉鱼县，后以地卑洳，徙治灌矶之阳；后遭兵乱，复徙白面之麓。”宋平江南，复还灌矶之阳，即今嘉鱼县治。
由此可见，现在嘉鱼县城西南和东南一带，在南北朝以前属于蒲圻县。西良湖，现在是嘉鱼、蒲圻、咸宁三县交界处。
所以，《荆州记》记述赤壁的前几句话，是正确的；问题出在末一句“乌林，赤壁其东西一百六十里”上。我怀疑很可能是“十六里”之误，因为最早引用这段话的是《文选注》，我查了该书的影宋本，“蒲圻”误成“蒲沂”；《杜工部草堂诗笺》影宋本引，末句竟误成“二百六十里。”可证我疑为“十六里”之语不是逞臆悬揣。
《通典》州郡门注云：“盛弘之《荆州记》之类，皆自述乡国灵怪人贤物盛，参以他书，则多纰缪;既非通论，不暇取之矣。”指出这点很重要，可以衡量《荆州记》究竟有多大价值。
如按杨守敬《水经注疏》的推断，说《荆州记》是指的武昌县赤矶山的话，那么第一，赤矶山不在蒲圻县，为什么《荆州记》说赤壁在蒲圻县，而不说在沙羡县（即今武昌县）呢？第二，武昌县赤矶山离乌林二百多里水路，不符合“一百六十里”之数，更不符合《三国志》中曹军“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的史实。可见杨守敬的推断毫无足取，徒至纷扰。
六、古代学者关于赤壁在蒲圻的论证
本来，根据《三国志》和其它史料，赤壁在蒲圻长江南岸是不存在问题的。自从《水经注》误把武昌县赤矶当作赤壁山以后，又有所谓“临嶂赤壁”说（在今汉阳县蔡甸东，江水中间的一个洲上），“汉川赤壁”说（在今汉川县西八十里的赤壁草市，汉水支流的刁河口上），“黄州赤壁”说（即今黄冈城外的赤鼻矶，长江北岸）。这都是好事者率意附会所致。古人对此，曾费不少笔墨予以驳正，勿庸复述。“武昌县赤矶山”说，似只有南宋谢枋得批驳过和《清一统志》指出的“非周瑜破曹操之处也。”实则自唐、宋以来，许多地史学家都各抒己见论证赤壁所在，不言而喻地否定了赤矶山说：
唐 李泰《括地志》：“今鄂州之蒲圻县有赤壁山，即曹公败处。”（《通典》卷一八三岳州巴陵县引）
唐 李善《文选》注：“赤壁，地名，在荆州下。”（《文选》卷四十二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
唐 李贤注《后汉书?刘表传》：“赤壁，山名也，在今鄂州蒲圻县。”
唐 杜佑《通典》：“今据《括地志》为是，（赤壁）当巴陵、江夏两郡界。”（卷一八三岳州巴陵县）赤壁西边就是临湘县，当时属巴陵郡，杜佑所说正在两郡交界处更明确。
唐 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吴大帝分立蒲圻县，因蒲圻湖为名。本属长沙郡，割属鄂州，赤壁山在县西一百二十里，北临大江，其北岸即乌林，与赤壁相对，即周瑜用黄盖策，焚曹公船败走处，故诸葛亮论曹公危于乌林也。”（卷二十七鄂州蒲圻县）
按：唐武德中，蒲圻县治就已迁至今县治所在地，从陆水水道弯绕而去，正好离赤壁一百二十里。《元和郡县志》说得完全确凿。
宋 欧阳忞《舆地广记》：“蒲圻县有赤壁山,汉末，孙权遣周瑜与刘备并力败曹公于此。”（卷二十七）
宋 乐史《太平寰宇记》：“梁于沙阳立沙州，隋省沙阳入蒲圻，有赤壁山。”他批驳了其他诸说以后，又云：“今据《括地志》为是，（赤壁）当在巴陵、江夏二郡界。其《汉阳图经》说及俗说，悉皆讹谬”。（卷一百一十三）
宋 马端临《文献通考》：“蒲圻县有赤壁”。
元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云:“赤壁山，在今嘉鱼县，对江北之乌林。”（卷六十五）
《武昌志》云:“赤壁山，在今嘉鱼县，对江北之乌林。黄州赤壁非是。”
清初吴楚材、吴调侯所编注的《古文观止》注苏轼《前赤壁赋》云：“赤壁有二，唯蒲圻县西北乌林，与赤壁相对，乃周瑜破曹操处，东坡所游，则黄州之赤壁，误也。”
清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乌林，在江北岸，与赤壁相对，诸葛亮论曹公危于乌林，即此。”（卷下蒲圻）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指出：“江夏县：赤壁山，城东南九十里，一作赤圻，亦曰赤矶，俗以为周瑜破曹操处，误也。”他肯定，赤壁山，在嘉鱼“县西七十里，”“其北岸相对者为乌林，即周瑜破曹操船处。”“今江汉间言赤壁者有五：汉阳、汉川、黄州、嘉鱼、江夏也。当以嘉鱼之赤壁为据。”（卷七十六）
《明史?地理志》：“嘉鱼西有赤壁山，北岸对乌林。”
清初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嘉鱼西七十里曰赤壁山、乌林矶。
《湖北通志》：“今乌林在江北岸，与《水经注》合，其对岸为石头关，即古赤壁。”（卷六）
《嘉鱼县志》：“赤壁在县西六十里，与乌林相对，即周瑜破曹操处。山石峭立，上有‘赤壁’二字，乃周瑜所题，名人诗咏甚多。”“祭风台，与赤壁相连，山顶有台，相传诸葛亮祭风于此。”
《蒲圻县志》：“赤壁，在邑西北一百二十里，今拨属嘉鱼，为周瑜破曹操处，上有孔明祭风台。”
《湖北舆地图记》：“其在陆水以西者……膏梁山之北曰周郎山，又北曰赤壁山，《元和郡县志》以赤壁北岸相对者为乌林，谓即周瑜焚曹操船处。今江汉间言赤壁者五:汉阳、汉川、黄州、江夏、嘉鱼也。当以嘉鱼赤壁为据。”
《大中华湖北地理志》：“赤壁山，在县西七十里，周瑜破曹操处。”“石头关，即古之赤壁，与北岸乌林矶相对，江心有洲，近代所涨。”
《嘉鱼县志》中有《赤壁记》、《赤壁真赋》、《赤壁辨》及历代诗人咏赤壁的诗很多，都能证明古赤壁在今蒲圻西北，嘉鱼西南，就不列举了。
可是武昌县赤矶山说者却认为：“一些重要的地理名著都采用了《水经注》说，如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一统志》和杨守敬的《水经注疏》都是。”
这话并不尽然，此三书一方面肯定赤壁是在蒲圻或嘉鱼县境，一方面又迷信《水经注》，不敢碰郦道元这个权威。于是在二者之间求得“统一”，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在卷六十六《赤壁山》中引唐代李贤《刘表传》注和《元和郡县志》以后说：“盖唐蒲圻临江之地，今析嘉鱼，则在嘉鱼明矣。”又在卷七十九《赤壁》中引了同样的话之后引《水经注》说：“据此，则赤壁、乌林相去二百余里。”这二者是无法统一的，即是“蒲圻临江之地，今析嘉鱼”，怎么会跑到江夏县（今武昌县）赤矶山去了呢？他就不敢指出是郦道元错了。但他并没有说赤矶山就是古赤壁，他在同书中谈到“赤矶”，“赤圻”二景物时，只说，“皆在江夏县境”。连“又名赤壁”也不说，可见王象之也不认为赤矶山是周瑜破曹操之处。
